文／蘇士雅
口述、圖／古道研究者 金尚德 提供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提出「萬物皆流，無物常住」的觀點，認為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改變。太魯閣，彷彿是赫拉克利特理論的具象化。它經歷了無數的變遷：從歷史的沉浮，到統治者的更迭，從環境的演變，到大自然的重塑。太魯閣見證著時間與自然力量的無情與溫柔，它的壯麗與美麗，在這些變化中不斷綻放。
對長年鑽研太魯閣道路史的金尚德來說，正是這些無常的變遷，讓太魯閣成為永恆的象徵。它提醒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瞬間都在流動，每一個過程都在重生。
回想我的過去，童年的花蓮，太魯閣一直是我心中最美的記憶。當我回到母親的故鄉花蓮時，我們總是一起去探索太魯閣。那時，對我來說，太魯閣是一個宏偉的大峽谷，一條不斷流動的立霧溪，還有家人們的笑聲。幾乎每張童年的照片中都有太魯閣；那是我與這片土地的第一次連結。
太魯閣的召喚與回歸
人生的轉折往往來自於一個偶然；我的太魯閣挖掘之路，起源於一頂在深山中撿拾到的軍用鋼盔。
那天獨自登山，走在荒煙蔓草中，無意間發現一頂布滿歲月鏽蝕的鋼盔，頂部有4個小孔，鋼頂原本紮著顆黃銅星，早已腐朽脫落。才剛退伍的我熟悉軍事裝備，一眼辨識出來這東西不是我們國軍配備。我小心拍照、記錄，帶著好奇下山開始翻閱資料，試圖解開它的來歷。
隨著登山經歷的增多，我對登山的熱情逐步從百岳轉移到花蓮的中級山。這些海拔3千公尺以下的山罕見人跡，沒有可依循的公式，挑戰性遠遠超過百岳。在這些山徑上，地圖和指北針成了最親密的夥伴，每次行動都像是一次大冒險。
尋找道路的源起
太魯閣道路史的研究似乎與家族記憶緊密相連。我的外公，1929年自京都同志社大學畢業後，回到花蓮港廳（花蓮於日治時期稱作花蓮港）擔任記者。這份工作讓他有機會走遍東臺灣各個角落，也讓他收集了大量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成了我從小到大的寶藏樂園。年幼的我總愛翻開那本又厚重又巨大的《東臺灣展望》，在其中尋找有關太魯閣的照片和紀錄。
隨著年齡的增長，那些珍貴的書籍成為我研究的初步靈感來源。父親早年在省府部門擔任測量員，常談起1950、1960年代測量儀器簡陋、工作條件艱苦的日子。他對歷史的熱情與這些挑戰性的工作經歷，也讓我對太魯閣的歷史與道路開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經過查證，原來這是一頂屬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日本軍用鋼盔。最初我以為它與霧社事件有關，然而史實發現讓我明白，霧社事件發生於1930年，而這頂鋼盔屬於1940年代太平洋戰爭的餘波。這一發現，像是一把命運的鑰匙，讓我認識到太魯閣的歷史遠比我兒時所熟知的觀光勝地要來得更深刻、更複雜，也激發了我對這片山脈的更深渴望。
我在臺北長大，但花蓮其實是家族生命中的主場。母親是花蓮人，我每年寒暑假都會到花蓮外公外婆家住。對於一個孩子來說，花蓮比臺北的水泥叢林更具吸引力。那時，我在花蓮有許多表兄弟姐妹，與家人一起去太魯閣的日子，成為了我最美的童年記憶。
或許是從小對太魯閣的情感，或許來自我家族熱愛歷史和冒險的基因，也或許是吸引力法則的作用，我竟被分發到花蓮服役，退伍後一年，又因工作回到了這片熟悉的土地。我喜歡登山，當時興致勃勃想攀遍百岳，在花蓮卻苦於找不到登山同伴，最後習慣一個人登山。單獨在山間行走，腳步自由，思緒清晰，世界彷彿被自身呼吸與腳步放大、拉慢。
我總覺得，太魯閣的歷史不能僅從單一的視角來看，它是多元交織的洪流。每一代族群、甚至每一位殖民者，無論是為了開拓，還是為了殖民，都想在這片土地宣示主權，也都曾在這片土地上留下各自對山、對路的想像與欲望。正是這些交錯紛繁的過去，成就了太魯閣這片土地的深厚底蘊，也讓太魯閣成了多元文化碰撞的場所。
隨著對這片土地的認識逐漸加深，心中的思緒也慢慢凝聚成一本書的雛形。《百年立霧溪：太魯閣橫貫道路開拓史》便是我歷史洞察的結晶。在撰寫的過程中，我不斷思索如何將這些故事與經歷傳遞給更多讀者，讓他們也能如我一般感受太魯閣的豐富與美麗。
當我進一步踏入探索的領域時，便開始頻繁往返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挖掘太魯閣歷史的深度。那時網路尚未普及，資料的搜尋完全依賴腳步與眼睛。這段過程孤獨卻充滿動力，因為我一心想找回那些先人留下的記錄片段，並將它們拼湊起來，創作出一部易於展示的歷史長卷。
這本書，我以時間為軸心，讓太魯閣的故事在我的筆下流動。這部作品從構思到完成耗費了10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我幾乎犧牲了所有的假期與空閒，白天在銀行工作，晚上翻閱史料，假日進山踏查，甚至3次前往日本神保町的舊書街，尋找更多的蛛絲馬跡。
老照片裡的一瞬永恆
合流大溪谷
「合流」位於立霧溪與支流荖西溪之交匯處得名，由布洛灣至合流之間為立霧溪全程兩岸河道最為狹窄處。溪水千萬年間切割石灰岩層，形成了垂直壁立的深邃溪谷。合流大溪谷為日治時期「太魯閣十二景」之一，戰後改稱為「九曲洞」。
太魯閣寫作三部曲
我對太魯閣史的研究，並不僅僅是學術性的寫作，更像跨世代的接力。與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合作，是另一種嶄新的體會。國家公園的設立，本身就是太魯閣歷史的一段「後設故事」：國家用制度守護這座峽谷與這些路徑，把它從原本的遷徙、防禦、殖民、攬勝之道，轉換為共同記憶的永續資產。
《峽谷山徑二十里：內太魯閣警備道路》和《合歡山史話》，正是在太管處的支持下誕生。管理處委託的研究案，源自於對古蹟維護與公共教育的高度重視，在彼此討論、實地踏查、反覆修正過程中，我更加理解政府單位肩負解說、推廣、保護的多重責任與壓力。
這裡的解說員、志工經常被遊客問到：「這條古道從哪裡來？為何而建？又通往何方？」過去很難有準確解答，這些研究轉化為書籍與解說資料，終於能讓大眾可以全盤性理解太魯閣的前生與今世。國家公園保護著這片山河，也連結著研究者、居民、遊客與歷史。我的研究計畫，讓族群記憶與管理策略相互連結，也讓這片土地的歷史變得更親近、更貼近日常生活。
我對合歡山的描述遠遠超出地理層面。10個臺灣人中，有10個會說玉山是臺灣的象徵，但對我而言，在意義上最能夠代表臺灣的，是合歡山。
從清代、日治時期到戰後國民政府時期，合歡山的位置、名稱與定義屢次更改。清朝中央政權對臺灣的消極以對，對轄域外的世界毫無理解，而日本統治下的地形測繪與探險，則宣示了帝國全面統治的開端。戰後，國民政府為慶祝蔣介石總統生日，將合歡山改名為「介壽山」，它也曾被列為軍事管制區不得親近，直到解嚴後才逐漸開放。合歡山這個象徵符號，使得看似無關的山下人間與高山境域，呈現糾葛不清的交織與投射，成為一種權力與政治意志的象徵。
從地名的變遷到政治的更迭，再到族群意識的覺醒，這些都是社會與歷史的多重投影。我將空間與名稱的變遷以及政策的變化都融入到《合歡山史話》中，它成為了我的「太魯閣書寫三部曲」中的一部分。
《百年立霧溪》以時間為經，鋪陳太魯閣的歷史面向；《峽谷山徑二十里》著重於從東到西的各警備道路的點、路線及警備機關介紹，展現的是地理面貌；而作為社會學出身的我，在《合歡山史話》中，藉由一座山的文化地景來描繪整個臺灣歷史意識形態的縮影，呈現的是社會層面。
這3本書，分別展現太魯閣的歷史、地理與社會。它們不僅是我對土地、文化的深刻反思，也融合了我對踏查、登山的熱情以及對文史的執著。每本書都反映了我人生中不同層次的思考，這些元素彼此交織，構成了我創作的核心。
金尚德的太魯閣書寫三部曲
太魯閣以變為恆
去年清明節前一天發生了0403大地震。那天，我原本計畫一早開車去臺北，因為一些延誤，還沒出門就開始天搖地動，四周發出轟然巨響。萬一我早點啟程，這時間點正好在蘇花公路上，後果不堪設想。
震後，花蓮陷入一片混亂，太魯閣四週道路多處崩塌，我惴惴不安地掛念著太魯閣內部狀況。2017年執行太管處研究案，我和工作夥伴吊著登山索攀上絕壁探查，終於發現了消失數十年的仙寰橋是否依然安好？
我忍不住想起太魯閣十二景之一的白妙橋，因2013年天災而毀，路崩、橋斷的情景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這些我與太管處多年尋找而出的歷史遺跡，是否會在大自然的無情變遷中又再度消失？它們是否還能繼續見證這片土地的故事，承載曾經的記憶與情感？
隨著災害的陰影逐漸消退，情緒也慢慢沉澱，我意識到這場劇變不僅重塑了地貌，也顛覆了我過去的許多想法；對於所謂的「永恆」，我的理解變得更加透徹。
太魯閣最真實的樣貌，正是這種流動與不斷變化。歷史遺跡的消失或再現或再度煙滅，一如不同年代不同族群的來來去去，正因為短暫與無常，這片土地才能不斷孕育新的生命與故事。
這片峽谷，由板塊擠壓與溪水侵蝕所塑造，持續書寫著它的歷史。那些河階地形與峽谷的樣貌，在一次次崩塌與堆積中不斷重塑。無論人類如何努力留下痕跡，我們的歷史，終究只是這片土地宏大史詩中的一瞬。地震、土石流與重建，只不過是太魯閣道路歷史中一再重演的篇章。
在這些地景的轉折裡，我懂得更謙卑、更敬畏太魯閣的每一次蛻變。也學會追隨這片大地的變奏曲，閱讀其沉默卻蓬勃不息的生命密碼。
作者簡介
蘇士雅 擔任過報社文學版主編、專欄部主任、執行副總編輯兼任總編。26歲因《灰色軌道》個人著作被貼上灰色作家標籤，為尋找生命出口，遠赴法國，並獲得藝術研究所文憑。返國後寫作風格朝向陽光，並從事療癒性繪畫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