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詩茹
受訪者／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執行秘書 劉珈均 、高雄市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會長 黃惠敏、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大利
清晨時分，走進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步道，聆聽鳥鳴，辨認鳥種／月亮初升，沿著城西夢幻湖周圍的堤防尋找蟹蹤，守護牠們前往大海釋幼／走遍惡地，在看似寸草不生的地帶，發現穿山甲、食蟹獴、厚圓澤蟹的盎然生機，監督環評，為馬頭山留下一線生機。
過去，這樣的研究往往有賴具備專業知識的科學家，近年隨著公民科學的興起，一般民眾也能透過學習與實作練習，協助調查監測，記錄下一筆筆資料，在資料庫或平臺中涓滴成河，也擴大了科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為慶祝國家公園署成立2週年擴大舉辦的「2025年臺灣國家公園保育研討會」中，便規劃有公民科學家分享保育經驗的場次，包括動物調查、行動倡議、系統性調查應用等主題。期待結合公民科學家的參與和經驗傳承，為國家公園系統的環境教育與社會影響力增添助力。
動物調查－台江有喜，作伙護蟹
滿月後，成群的兇狠圓軸蟹從城西里夢幻湖周圍的海岸林啟程，抱卵母蟹準備通過青草崙防汛道路前往海邊釋幼。看似不長的路程，牠們卻是冒著生命危險，要奮力爬上堤防陡坡，還可能遇上來往車流、盜捕。還好，一群護蟹志工早已在周圍等待，提醒駕駛放慢車速，叮嚀民眾不要驚擾，小心翼翼地守護牠們走向大海。
讓路，就是守護
過去，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台管處）就曾委託劉烘昌老師進行園區內的陸蟹生態調查。2022年起，台江處委託台灣濕地保護聯盟（以下簡稱濕盟）辦理陸蟹公民科學家計畫，參考劉烘昌調查結果，於臺南城西夢幻湖周緣地區這處台江國家公園最重要的陸蟹熱點內劃設樣區，號召公民科學家們在樣區及周緣區域進行監測調查和巡護。
負責本專案的濕盟執行秘書劉珈均在研討會中分享，曾文溪口兇狠圓軸蟹的繁殖季為每年6至11月，牠們的釋幼週期屬於半月週期，於繁殖季的新月及滿月期間，抱卵母蟹會各有約一週的釋幼期，兇狠圓軸蟹出沒時間通常在天黑後，大約晚間7點至9點左右。
入夜後，護蟹志工戴著頭燈、身穿反光背心，分組前往分配的樣區，在區域內來回走動尋找並監測記錄陸蟹數量。「陸蟹數量很多，可能會重複計算，所以我們會在陸蟹背甲上做記號，志工們需要區分並記錄陸蟹是公的還是母的、如果是母蟹也需要記錄牠們有沒有抱卵，並記下時間與數量。」她強調，參與民眾必須參加完整的培訓課程及實作調查，才能正式成為護蟹志工，調查過程中護蟹志工不會有直接觸碰陸蟹的捕捉行為，僅會在陸蟹上做記號，並且進行調查前都會協助護蟹志工申請研究證件。
認識兇狠圓軸蟹
兇狠圓軸蟹是臺灣6種地蟹科陸蟹之一，屬於海岸濕地物種。生長於海岸草生地、海岸灌叢、紅樹林或海岸林等區域。城西里夢幻湖和周圍的海岸林就是台江國家公園內重要的陸蟹熱點，這裡有臺灣最大的兇狠圓軸蟹族群。
兇狠圓軸蟹的複眼外觀呈灰色，背甲顏色較淺，雙螯呈紫紅色。所有地蟹科的陸蟹都會到海邊釋幼，孵化的幼體必須在海中完成脫殼變態，才會在大眼幼體的階段返回陸地生活。
串起公私的守護力量
過去，護蟹的交通管制時間多集中在新月和滿月後的2、3天。但劉珈均分享，根據這幾年的調查發現，最近每年的釋幼期似乎都會比前一年晚1、2天，雖然還無法瞭解原因，但每年的交通管制時間都會根據前一個年度的調查記錄做預測和滾動調整。
「像2022年，新月和滿月都有執行交通管制，但後來調查發現，滿月的陸蟹數量比較多，現在就調整為滿月週期執行交通管制。」去年監測調查數量超過7,000隻，今年監測數量首度破萬，都是護蟹志工一筆筆累積的紀錄。
尤其是陸蟹釋幼的高峰期，連續多天的交通管制、夜間巡護、監測調查，一個晚上至少需要20多位人力，都有賴護蟹志工的支援。「有些熱血的志工甚至會在排班值勤之餘，自己主動巡護，有時間就到城西夢幻湖附近看看，若發現狀況就隨時回報。」
她提到，位於陸蟹釋幼熱區的一號水門剛完工時，建物結構有一處開口，陸蟹經過容易掉落死亡，「志工巡護時發現這個現象十分緊張，剛開始他們先拿竹子擋住路線，希望讓陸蟹避開危險，可是效果有限。於是身為護蟹志工一員的城西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向第六河川分署反映，他們很快就做了改善，這就是公私合作守護陸蟹很好的例子。」
蟹謝有你，有公民科學家真好！
目前參與陸蟹監測調查的公民科學家約有4、50人，多是居住在附近鄰里的居民。許多人原本都沒有陸蟹或科學調查的背景知識，在參與培訓課程後，每一次的監測記錄都是做中學。有志工分享說：「下班後參與守護陸蟹的活動，有放鬆身心靈的感覺」，也有人說：「釋幼時一下子看到這麼多陸蟹，就像在看Discovery頻道節目！」
由於陸蟹有挖洞的習性，老一輩的居民覺得牠們會破壞魚塭，對陸蟹往往沒有好印象。但隨著保育觀念的推廣，越來越多人知道並認同人蟹共生共榮的理念，「像在地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也很願意支持我們，這兩年我們在陸蟹繁殖季前，都有做棲地環境的垃圾清理，他也會號召社區居民協助，今年也有企業如中信金控一同參與。」
雖然今年記錄到的數量破萬，但兇狠圓軸蟹依然面臨許多挑戰，除了路殺，還包括盜捕問題。今年志工在巡護過程中，遇到較多不熟悉法令的外籍移工捕捉陸蟹，除了通報保七總隊第七大隊警察，也在群組中號召熟悉東南亞語言的志工協助翻譯，製作宣導資訊。
劉珈均有感而發地說，有些過去數量很多、大家很熟悉的生物，等到發現數量減少時通常已岌岌可危，所以更應該在族群數量穩定時就開始守護，而且這個行動不僅是保護兇狠圓軸蟹這個單一物種，同時也會一併觀察其他生物的概況，背後也涉及到整體河口生態系的健全與否，甚至最後攸關在地人的重要漁業資源。
「整個執行計畫的過程，志工每年必須忍受盛夏的酷熱及蚊子大軍的攻擊，才能辛苦完成一項兼具科學研究及生物保育的任務，都讓我覺得有公民科學家真好！我相信這在臺灣甚至國際都會是重要的保育經驗！」
行動倡議－重返馬頭山，探索惡地生態
「滿山攏細泥岩地，山頂沒草擱筆叉，一擺落雨一擺低，一點一滴流落溪」，高雄市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會長黃惠敏在臺上讀出這段詩句，生動描繪出那片被人稱作月世界、極限邊地、崎嶇不毛之地的西南惡地（Badlands）。
出生於旗山，45歲回到馬頭山，投入環境運動，和居民們一起監督環評，擋下事業廢棄物掩埋場。他們以公民科學家的角色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以科學證據論述，證明馬頭山是這片惡地的綠洲，是一座基因寶庫，更是一艘諾亞方舟。
用公民科學保衛家鄉
位於高雄內門、旗山、田寮交界處的馬頭山，矗立在一片泥岩丘陵地中，宛若一匹蓄勢待發的駿馬。山下的馬雲宮，是居民的信仰中心，供奉的白馬將軍是傳說中馬神的化身。
2015年，居民發現馬頭山東側有業者提出申請，要蓋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的風聲傳開，眾人繃緊神經：「大家都知道廢棄物可能會造成環境汙染，可是我們都是素人，遇到這種28.7公頃的開發案根本束手無策，也求救無門。」
當時掩埋場已進入環評階段，她看著報告書裡描述的地形、地貌和生態環境，好像都和他們從小的認知截然不同。「他們說馬頭山沒有地下水、生態不豐富，因為要把這裡形容成符合開發條件」，但居民們都知道，馬頭山是如何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的阿公是獵人，靠山吃山，我的印象中山裡就是有梅花鹿、山羌、白鼻心、食蟹獴，只是當時不懂這叫『生物多樣性』。」
居民們知道自己沒有話語權，除了連署、宣講，他們也求助陳椒華、陳玉峯、陳家樺、陳文山、黃美秀、楊國禎、孫敬閔、劉烘昌等專家學者。「人訴諸於理，我們一定要說清楚講明白，從現地找出真實證據，才有機會翻轉」，而這樣的意念，也促使馬頭山環境運動走向公民科學行動。
收集證據，翻轉環評
透過地質調查，他們才知道當地人從小說的「白崩坪」、「海銀土」其實就是指惡地侵蝕地形和青灰岩。「馬頭山是混合型的地質地形，有泥岩、砂岩、珊瑚礁、石灰岩，這些岩層有含水性，也讓這片旱地有了水源。」
跟著地質學者的腳步，他們發現當地有8條砂岩帶，也瞭解這個區域有不等量的快速變動，顯示有斷層存在。過程中，居民們鑽了30多口井，證明當地有地下水，也證明若發生污染會出現滲透。
當時，居民們對業者提出的地下水監測數據存有疑慮，在進入二階環評前，大家紛紛貢獻專業和生活智慧，親手設計出克難的工具，拔出監測井的PVC管，發現並沒有開篩讓地下水流入，證實環評報告中的地下水數據不實，成功逆轉開發案。
「陳玉峯老師說，這就是馬頭山珍貴的草根精神。」不是科學家，也沒有專業知識，但他們從實做中累積經驗，「所以後來我就能理解環評委員在說什麼，因為我自己做過，我也開始可以轉換成我的語言去表達。」黃惠敏說，經過這場環境運動，她重新學習從不同的角度尊重、欣賞每個人，「這是我回到馬頭山最大的收穫！」
惡地裡的生態方舟
提到月世界的惡地形，大家只想到貧瘠不毛或刺竹林，總是質疑單一林相怎麼可能有豐富生態？為了證明這件事，居民也投入生態監測，「我們不太懂怎麼架自動照相機，就跑去山裡拍，剛開始看到一千多張影像，好開心喔！結果都是空拍，什麼都沒有，都是從錯誤中去修正。」
後來，幾乎每臺相機都拍到食蟹獴和白鼻心，野外也常見到梅花鹿的腳印，唯有穿山甲，居民們常會看到牠們的洞，卻始終沒有拍到身影。「直到環評會議的前一週，終於拍到穿山甲媽媽揹著寶寶跑出來，真的讓我們很感動。牠跑出來告訴大家，『我的家在這裡』，這裡是牠們的重要棲地。」
過程中，居民們也參與路殺調查，將數年來的調查數據輸入資料庫，顯示馬頭山既有生物多樣性，同時也是水鹿和梅花鹿的路殺熱點，「後來也引起公路局的重視，跨域協力建置了友善廊道。」
走過這段路程，自救會也轉型為人文協會，黃惠敏常想，馬頭山存在的意義價值是什麼？「發生掩埋場的事件，一定不只是要我們去面對這件事，而是重新去認識我們的環境，我們曾經因為不了解而差點失去它，現在我們認識它了，應該可以站在另一個高度來看待馬頭山。」
馬頭山的永續明日
挺過了掩埋場的危機，馬頭山也陸續面對新挑戰。黃惠敏說，難免也會有身在迷霧、想要休息的時候，「我先生告訴我，做了就不要後悔，後悔就不要做」。
所以她秉持著念純力大，順勢而為的心情，「人和土地的情感才是最重要的」。
2021年，高雄市政府將馬頭山指定為「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是高雄市定自然地景，也是臺灣第9座地質公園。她也期待，未來馬頭山能成為國家自然公園，守護特殊地質與生態資源，透過環境教育、生態旅遊推動永續發展。
「馬頭山有難，四面八方的力量來相助。我覺得大家不只是在保護馬頭山，他們是在保護臺灣這片土地，馬頭山只是臺灣的縮影」。這群來自草根的公民科學家，透過點線面交織的行動，為家鄉撐起保護傘。
系統性調查應用－走！來去陽明山數鳥！
天未亮的陽明山國家公園，林間霧氣朦朧，有一群人正放低姿態，靜靜聆聽鳥鳴，在那悅耳而短暫的鳴叫聲消失前，辨識並記錄鳥種。他們是由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大利帶領，協助調查園區內鳥類資源的公民科學家。
建立指標，讀出環境變化
過去臺灣就曾進行過不同的鳥類調查，為什麼這個計畫將調查範圍鎖定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國家公園的尺度夠大，又是有嚴謹管理的保護區，很適合做『複合物種指標』的調查。」
另一方面，目前檢視保護區內保育成效的複合物種指標相對缺乏，但這樣的長期監測計畫，非常需要借助公民科學的力量，才能穩定收集資料。因此，這次他協助建立長期監測機制，並將原本就在園區內服務的志工，培訓為鳥類監測的公民科學家。
「目標是讓這些鳥類的數量變化告訴我們，環境是變好，還是變差？同時也可以檢視國家公園的管理和保育作為對鳥類有沒有幫助？如果沒有，後續就能進一步檢討改善。」
認識複合物種指標（multi-species indicator）
「複合物種指標」能有效反應目標物種和生物類群的生存現況與變化趨勢。每一種鳥都像是一個訊號，有的偏好濕地、有的棲息在森林、有的習慣在都市出沒。而長期記錄並整合多種鳥類的數量和分布，就會形成一個代表整體生態狀況的指標，讓我們從變化中看出環境脈動。
2023 年，臺灣運用「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Taiwan Breeding Bird Survey，BBS Taiwan）的資料，建立森林鳥類指標（含52 種鳥）、農地鳥類指標（含 20 種鳥）、外來鳥類指標（含7種鳥），共3項複合物種指標，是亞洲第2個建立國家級複合物種指標的國家。
常見的鳥，最能說出環境的故事
林大利在會中分享，計畫中的16個樣區，分布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東、北、西區，包括七星山公園、擎天崗、磺嘴山、八煙、大屯主峰線、向天池等。是經過植被類型和土地利用類型，以分層隨機取樣，而為了確保志工調查時的安全性，樣區必須位於步道或車道。
每條調查路線約1至2公里，由於人耳能聽見鳥鳴，並判別位置的極限約是100公尺，所以每個調查點的直線距離大約相隔200公尺。每條路線上至少有6個調查點，避免重複記數。「我們會在日出前15分鐘到達定點，停留6分鐘，紀錄看到和聽到的鳥種和數量。時間到就往下一個點移動，走完整條路線大約會花1至2小時。」
為了不干擾鳥類，調查通常1至2人一組。在3月和5月的鳥類繁殖季、9月和11月的非繁殖季，會分別執行一次調查，2年來共執行8次，共記錄鳥類 81 種 、6,963隻次。
林大利強調，這類的調查是為了瞭解鳥類的數量變化，所以重點不在於觀察到珍稀鳥種。「常見的鳥類才是最需要調查的目標，像五色鳥、臺灣藍鵲、臺灣竹雞、白頭翁、綠繡眼，大部分的人都不陌生。這些典型淺山森林的鳥類，如果在國家公園都生活得不好，在其他地方可能也不容易活得好，所以都是滿值得觀察的例子。」
讓數據說話，管理就有方向
林大利提到，目前已累積2年的資料，還需要更長時間的累積才適合分析趨勢變化，但也觀察到一些現象。「像冬天記錄到的鳥種比較多，可見陽明山是候鳥抵達北臺灣的過境或度冬棲地」，志工們也曾記錄到日本歌鴝、短尾鶯、朱連雀、黃連雀等少見的候鳥。
另外，他也觀察到園區內的外來種鳥類數量非常少，「這表示陽明山有很好的森林管理，喜歡森林的鳥類在這裡可以生活得很好，也就讓外來種不容易進來。」例如野鴿、白尾八哥、家八哥，在園區外圍區域其實很容易見到，卻很少在園區內發現。
林大利分享，如果沒有監測記錄，生物數量的增減很容易各說各話，「透過這樣的計畫，就會有很明確的數字告訴大家某一種鳥類是增或減。可以作為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一個指標，而國家公園也能針對鳥類的生存需求做出回應。」
例如近年許多民眾都注意到麻雀似乎不像過往常見，「如果連平常不關注鳥類的人都有這種感覺，就是一個警訊，代表麻雀數量很可能真的減少很多。所以我們希望透過監測系統、建立指標和數據分析，讓數字說話。當它開始有一些跡象，就能及早因應，等到大家都覺得情況好像很嚴重，或許就來不及了。」
撒下公民科學的種子
過往參與鳥類調查，多是本來就對鳥類觀察有興趣的鳥友，而這次參與調查的志工，許多人是初次接觸的新手。透過10場培訓課程，志工們學習標準化調查方法、辨識鳥類的技巧。培訓課程前後，也為志工進行測驗，分析學習表現，他發現志工們的調查能力都有顯著進步，正確性也有所提升。
志工調查的紀錄，都會交由研究團隊檢核彙整，再上傳到國家公園的生多資料庫，並於「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TaiBIF）平臺開放，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數據。計畫結束後，林大利也鼓勵志工持續監測調查，並認養樣區，加入「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的行列，將培訓學到的知識技巧實際運用，繼續鍛鍊辨識鳥類的能力。
雖然目前有eBird、iNaturalist，以及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開發的AI系統SILIC等數位工具。但他也提醒，練習鳥類辨識還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調查現場有時候不一定適合錄音，所以耳朵的訓練還是必要的。其實資料庫中80%的資料都是用耳朵聽來的，因為在那樣的環境，多數時間幾乎看不到小鳥。」
真正走到現場，體驗環境變化，和坐在電腦前看資料是截然不同的感受，每一位公民科學家必然也有這樣的體會。「坐在電腦前，這些小鳥就只是代號ABC的物種，我們會離大自然的現實很遠；唯有走到現場，才能知道研究對象和環境當下的關係。」
走進自然的那一刻，公民科學家不只是觀察者，也是環境變化的見證者。從濕地到山林，從陸蟹到鳥群，一筆筆的監測資料串起人和自然的連結，當數據累積成趨勢、經驗轉化為行動，自然生態的故事也因為他們的參與而被完整地記述下來。
作者簡介
黃詩茹 畢業於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現為自由撰稿。邊讀邊寫，寫人物、設計、工藝、空間、一點社會議題，有時也做出文字企劃和出版編輯。願以文字堆疊出一條小徑，通往有光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