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士雅
受訪者、圖／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暨醫學院榮譽退休教授 曾晴賢
曾晴賢
南方起點與意外跨界
在走進工程現場之前，我的學術訓練，其實始終圍繞著「理解魚」本身。
博士班期間，我拜師於中研院黃秉乾院士門下，開始接觸DNA定序技術，學習如何從分子層次，比對不同物種之間的親緣關係。當時魚類在分子演化研究中仍是一片空白，我選擇以纓口臺鰍為研究對象，完成了全世界第一個魚類粒線體基因組的定序。這項研究，讓魚類正式進入完整基因體分析的視野，也奠定了我日後能在形態、生態與分子證據之間來回對話的基礎。
真正把我從研究室帶往溪流現場的，卻是一段發生在南方的經驗。
1985年，墾丁國家公園剛成立不久。我在南仁山進行溪流魚類調查時，林務局（現為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正於園區內興建防砂壩，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意識到構造物可能截斷溪魚回家的路，詢問我是否能協助思考魚梯的可能性。當時的我熟悉魚類生態，卻尚未真正接觸過工程設計，所幸國家公園團隊選擇給予空間與信任，讓我得以在實際操作中，一邊學習、一邊嘗試，逐步累積跨入工程領域所需的經驗。
這個規劃案雖然未能實現，但對我而言，那條未施工的魚道，卻象徵著我從純粹的生態研究，邁向生態工程實務的重要里程碑。
當時我還不清楚自己為何會對這些「構造性」產生持續的興趣。直到很久以後，才慢慢明白這份直覺性的好奇並非偶然，它或許早在童年便已悄然累積。
年少時，表哥經營的摩托車行是我最常流連的地方。我總被零件之間嚴密卻有序的運作吸引，看著一堆金屬在拆解、清洗、重組後，再次順暢運轉。那種透過動手理解事物的方式，後來成了我與工程領域溝通時，自然形成的思考基礎。
真正讓我開始理解生態工程門道的機緣，是與日本豐橋技術科學大學的中村俊六教授相遇。1990年，台電公司在大甲溪興建馬鞍壩，邀請3名日本學者來臺協助魚梯設計，其中一位便是中村教授。他後來在清華大學開設魚道與河川生態工法課程，帶領我們從魚類行為、水文條件與結構設計之間，建立清楚的對應關係。
同一時期，我也參與陽明山國家公園鹿角坑溪的生態調查，並將所學實際應用於取水堰魚道設計，完成了個人第一座真正落地的魚梯。早期為貼近自然環境而選用的木板隔壁，在高濕度與洪水沖刷十餘年下逐漸老化；2018 年整建時，我改用不鏽鋼板取代，希望在結構穩定與長期使用之間，取得更實際的平衡。
我始終認為，生態工法的關鍵不在材料是否「看起來自然」，而在於是否能長期維持生態功能。在土石流與洪水頻繁的山區，耐久性本身就是對生態的保護。
魚的身分證：分子生物學在保育中的角色
魚類的外部形態會隨環境而變，但DNA提供的是不易受干擾的生物證據，而魚類分子生物學在研究與保育上的主要功能包括：
‧ 物種鑑定：避免將外來種誤認為原生魚類，確保保育對象正確。
‧ 親緣關係分析：釐清不同流域、不同族群之間的演化關係。
‧ 族群結構判讀：判斷族群是否隔離、是否需要跨流域保護。
‧ 保育策略基礎：提供人工繁殖、放流與棲地管理的科學依據。
洄家之路：為什麼需要魚道？
魚道也稱為魚梯，透過階梯式、緩坡式或仿自然通道，降低水流速度與高低落差，用以降低攔河堰、水壩對魚類洄游與族群交流的阻斷效應。重要的是，需依在地魚種的體型、游泳能力與洄游行為，調整水深、流速與休息空間，而非套用制式規格，所有設計必須從「魚」出發，才能發揮最佳效果。
曾晴賢設計作品
守候國寶魚的26年
如果說墾丁國家公園是起點，那麼雪霸國家公園的七家灣溪，則是我投入最深、也學習最多的一堂課。
1994年，雪霸國家公園剛成立不久，農委會將臺灣櫻花鉤吻鮭的保育工作交由雪管處負責，我也在那一年加入團隊。這一投入，前後走過了26個年頭。早期保育多半聚焦於族群數量，期望透過人工繁殖增加個體。然而隨著研究累積，我愈來愈清楚，若溪流縱向連結被切斷，再多繁殖，也只是把魚留在零碎水域中，意義不大。
臺灣櫻花鉤吻鮭是一種需要隨著季節、水量與水溫變化，在溪流中上下移動，才能完成繁殖與成長的魚類；當牠們無法抵達適合的產卵場，整個生活史便無法順利完成。
七家灣溪最大的問題，正是沿線多座為了攔截土砂、保護下游水庫而興建的防砂壩。這些構造物雖然在水土保持上有其功能，卻也同時成為臺灣櫻花鉤吻鮭向上游洄游的重要障礙，族群的恢復能力便受到嚴重限制。
也正是在這樣的現場觀察下，我開始反問自己：與其不斷投入人力進行人工繁殖，是否更該思考，如何把完整的溪流環境還給牠們？
於是，我們建議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應該著手推動七家灣溪的棲地改善計畫，其中最困難、也最具爭議的，便是防砂壩的調整與拆除。對工程單位而言，拆壩牽涉到防洪安全與對下游水庫的影響；對生態團隊來說，這同樣是一場需要承擔風險的決定。我們透過長期監測、模擬分析與跨單位討論，一點一滴說明，只要恢復溪流的連續性，讓水與魚重新流動，許多生態問題其實能夠自行調節。
當防砂壩逐步開啟缺口，溪水重新銜接上下游，看著臺灣櫻花鉤吻鮭得以進入過去無法抵達的溪段，重新建立產卵與覓食的空間，我對保育的理解也隨之轉變。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替環境做了多少，而是我們是否願意退後一步，讓自然運作的條件重新出現。族群數量從早年的數百尾，逐步回升到數千尾，這樣的改變來得緩慢，卻也提醒我們：保育從來不是速成。
臺灣櫻花鉤吻鮭是一種需要隨著季節、水量與水溫變化，在溪流中上下移動，才能完成繁殖與成長的魚類；當牠們無法抵達適合的產卵場，整個生活史便無法順利完成。
七家灣溪最大的問題，正是沿線多座為了攔截土砂、保護下游水庫而興建的防砂壩。這些構造物雖然在水土保持上有其功能，卻也同時成為臺灣櫻花鉤吻鮭向上游洄游的重要障礙，族群的恢復能力便受到嚴重限制。
也正是在這樣的現場觀察下，我開始反問自己：與其不斷投入人力進行人工繁殖，是否更該思考，如何把完整的溪流環境還給牠們？
於是，我們建議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應該著手推動七家灣溪的棲地改善計畫，其中最困難、也最具爭議的，便是防砂壩的調整與拆除。對工程單位而言，拆壩牽涉到防洪安全與對下游水庫的影響；對生態團隊來說，這同樣是一場需要承擔風險的決定。我們透過長期監測、模擬分析與跨單位討論，一點一滴說明，只要恢復溪流的連續性，讓水與魚重新流動，許多生態問題其實能夠自行調節。
當防砂壩逐步開啟缺口，溪水重新銜接上下游，看著臺灣櫻花鉤吻鮭得以進入過去無法抵達的溪段，重新建立產卵與覓食的空間，我對保育的理解也隨之轉變。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替環境做了多少，而是我們是否願意退後一步，讓自然運作的條件重新出現。族群數量從早年的數百尾，逐步回升到數千尾，這樣的改變來得緩慢，卻也提醒我們：保育從來不是速成。
山徑裡的意外與回聲
與國家公園合作的這些年，我發現，許多重要的收穫，往往是在原本設定的研究目標之外出現的。
1997年3月裡，我的研究室團隊在玉山國家公園拉庫拉庫溪進行生態調查。我們的支援夥伴在溪流上游拿著數位攝影機，原本只是希望記錄溪畔的動物活動，卻意外拍下了臺灣首次於野外記錄到的黑熊影像。畫面中，黑熊從森林中下到溪流緩步前行，在河邊停下來喝水。這段影像也促成了玉山國家公園後續針對臺灣黑熊的長期研究計畫。
那次經驗讓我更深刻地理解，溪流不只是水中生物的棲地，更是整座山林的生命軸線。當一條溪流保持乾淨與連續，受益的不僅是魚類，連大型哺乳動物、林間鳥類，也會沿著這條路徑共享生機。
另一種回聲，則來自太魯閣國家公園。
立霧溪與砂卡礑溪中，生活著原住民稱為「布撈魚」的日本瓢鰭鰕虎。每年，牠們的幼魚必須從海中溯溪而上，依靠腹部的吸盤，攀附岩石，逆著瀑布與急流向上游移動。
我們在太魯閣辦了很多環境教育活動，帶著當地的小朋友親眼看看這些小魚是多麼辛苦、多麼努力地想回到家。有一次，活動結束後，一位同仁跟我分享，有孩子回家後對父母說：「以後我們不要吃布撈魚了，牠們游回來好辛苦。」
科學研究可以協助我們理解基因、設計結構，卻無法替代人心的轉變。當孩子開始理解一條魚的旅程，也就開始學會尊重與節制。對我而言，這樣的回聲，正是國家公園作為公共空間最重要的價值之一。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續寫情書
在新店溪的碧潭堰魚道裡，我們設計了透明的觀景窗和水下影像直播系統，讓民眾不必下水就能看見幾十種魚蝦蟹類在水底穿梭。當一個孩子看見魚兒在逆流中跳動，那種視覺的震撼與生命的熱力，是任何課本都教不來的。
我也將目光從水裡移向陸地。在墾丁國家公園的恆春半島東岸的滿州港口和西岸的香蕉灣地區，我們觀察到很多的陸蟹為了產卵，必須冒險橫越公路，常在車輪下喪命。於是我們參考了魚道的邏輯，為陸蟹設計生態廊道。
回望這段跨越研究與實作的路程，我始終清楚，自己並不是獨自就能完成這些事。從那個在南投鄉下幫表哥洗摩托車的少年，到走進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解碼魚類基因的研究生，再到在清華大學帶領學生鑽研生態工程，這一路上，遇見了太多的恩師與驚喜。
中村俊六教授退休後，將他畢生累積的一千多冊數位化技術資料全部送給了我。對我來說，那不只是檔案，而是一份沈甸甸的使命。我希望能把這些經驗留下來，讓後來的年輕人不必再從零開始，能站在我們的肩膀上，看得更遠。
現在的我雖然已屆齡退休，但看著溪水依然奔流，看著新的魚道計畫一個個在新店溪的青潭堰、直潭壩和粗坑壩展開，心中充滿了安慰。「保育」這封情書，我寫了很久。我只希望，當我的孫輩們走到溪邊時，也能看見那些閃著銀光的生命，正安穩地、快樂地游在回家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