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是促進生物多樣性的關鍵

2022年通過的《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為全球保育勾勒了新願景。該框架明確指出，生物多樣性的保育需認可並尊重原住民及在地社區的權利、知識與文化實踐。據報導歐盟官員Aurelia Godefroy 於COP16曾直言：「若沒有當地社區與原住民的支持、參與和專業知識，珍貴的生物多樣性保存將難以實現。」

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轉向。回看臺灣，1972年制定的《國家公園法》，其宗旨為「保護自然與史蹟」，但早期法律對於「文化保存」的想像多停留在古蹟或遺址，這種「圈地保護」的思維，往往忽略了山林裡「現在進行式」的文化考量，近年來漸漸轉向共管夥伴關係。

我因熱衷戶外活動，有幸在不同地點觀摩過幾次狩獵活動，遇過嚴守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獵人，也看過獵人在槍聲後對著逝去的生命喃喃致歉。但當時見到的多是槍獵或現成方便的塑膠獵具，直到參加了這場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以下簡稱林保署）新竹分署主辦，途經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及雪霸國家公園觀霧遊憩區內的「山林智慧」活動，我才有機會體驗陷阱獵取之於山林的古老智慧。

走進觀霧的森林與歷史

要認識一地的歷史，必先從地名開始。觀霧舊稱「Mogiri」，日文書寫可能是自舊有地名音譯，又聽起來像日語的「霧」，最後輾轉演變為漢語「觀霧」。此外，當地泰雅族人也以「拉尬」（音）稱呼此地，意指位處高處的管理者。日治時期觀霧設有「茂義利駐在所」，位於雪霸國家公園的遊憩區與林保署管轄的森林遊樂區內，幾公里外就是鼎鼎大名的樂山雷達站。

要認識人，往往也從姓名開始。活動講師之一是老家在南部的陳柏璋（臺語：pik-tsiong）—生態攝影師與自然教育團隊創辦人；另一位是雪霸國家公園的保育巡查員Tumas Waten。

泰雅族是親子聯名制，Waten是父親的名字，Tumas來自天同社，他的爸爸、爺爺，以前就在附近山區狩獵、活動，在那個年代定與林務人員關係緊張。觀霧記錄著不同族群先來後到的衝賺，2021年時任總統蔡英文在「泰雅爾祖靈紀念廣場」參與了泰雅族「Sbalay」和解儀式「埋石立約」。這座碎石廣場，不僅是這場體驗活動的起點，更是山林治理邁向「永續共同管理」的承諾之地。

在進入野地前，Tumas 從竹簍拿出竹子與鋸刀，熟練地拉動鋸刀，一只天然竹杯便成形。Tumas倒入米酒，面向祖先居住的方向，唸唸有詞，隨後將酒滴向大地。

我們跟隨 Tumas 轉入小徑。他為此次活動精心佈置的第一個陷阱竟無人察覺，那是一條索線構成簡易的「Qzyulang」，直接被眾人踢開。待Tumas回頭說明，大家才驚覺：無論要作為動物或獵人在森林裡生存，我們的觀察力顯然完全不及格。

在柳杉林下，Tumas搖動超過一米高的竹製趕鳥器，劈啪作響。Mrusa、Snilat……我們還嘗試手工製作好幾種傳統陷阱，我試圖推動插在土中的竹片，卻發現竹子比登山用營釘更穩固。僅用「一根竹子」就可以製成竹杯、趕鳥器到陷阱零件等等，充分體現了「僅取所需、絕無浪費」的精神。

傳統陷阱的原理不難懂，通常包含一個觸動機關，然後運用彈力或是重力收緊。奇怪的是，實際操作起來，不是卡住，就是動物必須要在陷阱上大跳「搖滾舞」，才可能觸動陷阱。

「這個就是敏感度的問題。」Tumas從學員手上接過不成形的陷阱，材料在他手上好像會自動組合，抓到重心，力與力的完美對抗，樹枝、繩索、石頭，恰到好處地靜止在臨界點上，稍稍一動就會破壞平衡。見Tumas不厭其煩地一一解說，會以為他自己也是這樣循著ABC走過獵人的成長之路，但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泰雅如何成為獵人

Tumas示範了他人生中第一個陷阱「Rangay」，Rangay架構非常簡單，首先把一片大石頭用樹枝撐起，加上一個觸動開關、放誘餌，當小老鼠、小鳥走進，石板就會落下，讓獵物一命嗚呼。

Rangay常用於防止鼠患。Tumas小時候住的還是傳統竹屋，竹屋座落在電纜線未能及的高度，明暗順著天地的節律，門總是敞開。竹屋裡的食糧常遭鼠害。就在家旁邊，他靠Rangay捕到人生中第一隻獵物：白腹鼠！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陷阱、抓了一隻肉少的動物，卻啟動了狩獵無可替代的意義。

狩獵是泰雅男人的職分與榮譽，Tumas的父親個子不高、話也不多，但鄰里都知道，是個「最好別惹」的角色。從前Tumas就算對於狩獵充滿熱誠，也不敢直接發問。然而，Tumas時時刻刻藉機觀察，從父親身上得到一點線索，就自己埋頭摸索研究，從一隻小鳥，到松鼠、山羌，能夠捕捉到的獵物也越來越大，然而卻鮮少得到來自父親的直接肯定。

有一次父親說：「你蓋的那是什麼？那樣有辦法休息喔？」原來，父親不是不關心，等在他打獵回來之後，背地裡再去巡過一回，看到兒子簡陋的臨時獵寮才忍不住說出口。

某一天，Tumas的陷阱裡出現不得了的龐然大物，還得找來幫手，兩人輪流合力才背得回。Tumas掩飾著內心興奮，想方設法要請父親放下農活趕緊返家，等到父親回來了，看到家裡竟擺著一頭大山豬，目測有80斤重。「這是誰抓的？」父親杵了好一會兒終於開口，儘管是問句，但訝異的表情，對Tumas而言就是最真實的肯定。

泰雅族有共同飲食文化，大山豬後來被分成一塊塊獸肉送給親戚和鄰居，分享的是物質，也是情感、關係，當然，在此刻火光映照的，更是驕傲。

Rangay陷阱雖簡單卻充滿兒時回憶（林雋雅 攝）

以另一種形式照看土地

國家公園的核心價值在於維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與生物多樣性，尤其在土地高度開發的現代，國家公園往往是野生動物在棲地破碎化後最終的棲息聖地（Ecological Refuge），也是最後的避難所，人為造成的數量減少可能導致連鎖效應，使得生態系統失衡，不可輕言妥協。

對Tumas來說，進入國家公園服務並非放棄獵人的身分，而是將那份與生俱來的敏銳感官，轉化為守護山林的力量。他笑著分享，生態監測是巡查員任務之一，而獵人長年在森林中累積的觀察力，如今成為生態監測最有力的工具。Tumas打開架設在一旁的自動相機查看，發現就在我們腳踩的落葉和泥土上，幾個小時前剛有一隻白鼻心走過。

紅外線自動相機英文直譯應是相機陷阱（Camera Trap），設置後一旦動物走過，溫度變化就會觸發拍照。架相機真如設陷阱一般，越了解動物習性，就能「抓到」越多—他依然在「追蹤」動物，只是獵捕的對象變成光影和數據。Tumas分享過往在國家公園中調查到的精彩畫面，相片裡可以看到山羌和猴子組隊覓食，還拍到黑熊、熊鷹等稀有保育類物種，收穫頗豐。

Tumas說近幾年大型動物更容易見到了，他和夥伴架設的相機拍回更多動物照片。這項觀察也與大範圍尺度的調查吻合，根據屏科大2022年公布全臺的統計結果，除了石虎、山豬，其他動物幾乎都更常出現在自動相機鏡頭前，也可由此推測數量正持續成長。但數量並不是保育的全部，翁國精教授對此曾指出，「目前草食動物族群量上升主要是因為原有的捕食者幾乎消失，但捕食者消失，卻不是一個正常的生態系應有的現象。」

保育必須要把「人」納入考量，不應消極固守現狀，而需納入族群監測與調控、利用評估。從野生動物保育的角度看，狩獵文化本身即是一套資源管理方法。根據環境資訊中心報導，吳幸如老師比較來義鄉監測資料，發現「狩獵區的野生動物數量也沒有明顯的差異。」獵人甚至能主動發現物種消長（如飛鼠變少）並凝聚禁獵共識，促使族群恢復。

Tumas分享自動相機拍攝到的畫面，曾出現毛色特別的山羊（林雋雅 攝）

狩獵作為一種治理

除作為傳統智慧或原民文化，狩獵本身就是一門實用的技術，也是各國常用的經營管理方法。在臺灣脈絡下，獵槍僅限原住民族合法使用，現階段許多野生動物的移除、控制，都需要獵人的協助。舉凡清零有望的「埃及聖䴉」，或者是控制困難的「綠鬣蜥」，成績最好的移除者，經常都是原住民。

為什麼原住民獵人似乎更會找動物、獵動物？打獵從不只是開槍而已，更是長期觀察下的能力。一位獵人知道我喜歡飛鼠，曾告訴我：在某一棵大喬木結果的時候，可以看整樹的飛鼠；但是在滿月的夜晚比較難找到他們；可是如果在營地生火，就能引來飛鼠……我想，肯定有更多經驗無法言說，而是在狩獵活動當中不斷學習、修正與傳承給家族中的下一代。「獵人是比野生動物更瀕危的保育類。」這句話幽默而無奈地點出了文化保存的急迫。

目前各國家公園正面臨著缺乏頂級掠食者而造成生態失衡的挑戰，例如墾丁梅花鹿對高位珊瑚礁森林、高海拔的水鹿對針葉林造成的嚴重影響。如何保育生態？國家公園內是否開放文化狩獵？依據歷史脈絡與面臨的保育挑戰，各國有著不同作法：例如著名的黃石國家公園雖禁止狩獵，但透過再引入狼群來重建生態鏈；美國大蒂頓國家公園與持有執照的獵人合作進行偶蹄目減量；加拿大則將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實踐納入國家公園法律所保護的範疇中。

臺灣或許仍在試圖摸索屬於自己的路線，這條路線在由山林治理與保育機關主導同時，也受到社會集體認知的共同形塑。因此，我們嘗試透過一個個的故事，來場「穿別人鞋走一哩路」的思想實驗，重新認識原住民族狩獵活動在文化復振、生態保育，甚至育樂遊憩等多元面向的意義……再思考：下一步怎麼走？

保育巡查員深入山林，運用獵人長年培養的各種能力（陳柏璋 攝）

作者簡介

黃易凡

心裡懷著一座山、一片森林和裡頭的野生動物。目前在中興大學野生動物保育與管理研究室，研究大赤鼯鼠。同時具備人文與生物多樣性背景，仍在找尋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