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xt 賴宛靖(Wan-ching Lai )
Photo provider:林曜松(Yao-song Lin)
Photographer 鄭真義(Jhen-yi Jheng)
Translator 張詩白(Iames Chang)
您一定聽聞曾文溪口濕地那群來台過冬的黑面琵鷺,也知曉千里迢迢飛越山谷的紫斑蝶。在台灣,動物保育相關議題早就被廣泛討論,除政府大刀闊斧進行保育外,民間團體對生態保育的付出更是不遺餘力。台灣的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區,已佔國土面積的19.2%,這座蕞爾小島在生態保育上付出的心力,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較,成績算是中上了。
然而,台灣曾是塊動物保育的荒蕪地,即便島內生物種類瑰麗多樣,但不曾有人為這些動物發聲,反而視動物為經濟作物。舉例來說,在當年一碗麵只賣4塊、500元夠一個大學生吃一個月的年代,蝴蝶標本曾創下為台灣賺進4,000萬美元的驚人紀錄,動物的價值彷彿就只在累積豐厚外匯存底。
台灣是如何從保育荒地,走出物種多樣的豐盈成果?又如何將保育觀念落實,深植於下一代心中?要了解這段艱辛但意義重大的歷程,絕不能錯過野生動物保育法起草人之一、早期關渡自然公園規劃者--台灣大學生命科學學系林曜松教授。
台灣 曾為保育荒地
「在1970年以前,當時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單位負責野生動物保育的工作,在學術界也無人討論保育,至少在1960年代,我求學的台灣大學,就沒有教授告訴學生有關野生動物保育的知識。」林曜松教授表示。直到1970年左右,台灣才有賞鳥團體的誕生,其後大學殿堂內,才有人開始討論物種的滅絕與保育觀念。
林教授這30多年的研究路,經歷了保育觀念的荒蕪與開墾,也參與了耕耘及收穫,一路行來感觸良多。身為動物研究保育的他,對於這條艱辛但意義深遠的研究路,可真是點滴在心頭。他笑說:「當時就讀動物研究所時,指導教授是師範大學生物系來兼任的,我對動物研究是沒有什麼完整概念的。」
台大畢業後林教授赴美深造,爾後回國投身教職,在台灣野生動物保育路上,披荊斬棘。除自身在魚類及無脊椎生物的研究外,對學子的培植教育亦不遺餘力。教學期間作育英才無數,所指導的學生中,博碩士就有65人,如今很多為台灣動物保育界的中堅份子。
「對我來說,研究不是生硬死板的數據或理論,反而蘊藏了無數的動人故事。」林教授感性的說,如果要問他在基礎研究方面有哪些令他感到欣慰的成果,那這些步上研究與保育路的學生們,都是他驕傲的來源。
「現職為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所所長的楊懿如,當年她所從事的台北樹蛙研究即交出漂亮成績單,她的研究曾在世界知名的國際刊物《分子生態學》雜誌上發表,並榮登封面,『台北』二字亦隨著台北樹蛙研究,在國際舞台亮相,成績斐然。」



此外,博士生吳海音在墾丁國家公園從事台灣獼猴研究,為了研究獼猴,大約有數年的時間,必須配合獼猴的作息時間,都得早上四點半起床。因為要貼身研究獼猴的行為,獼猴睡了她才能回去,第二天得趁獼猴睡醒跑掉前回到研究地點,要長時間研究得擁有過人的毅力與精力。過去20年間,吳海音的獼猴研究在國際知名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七篇論文。「因著她們的研究,也拍攝了關於台灣獼猴和台北樹蛙的紀錄片,這兩支紀錄片在早期的保育推廣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地位。」
林教授對於學生們的現況,如數家珍,對於他們的成就與有榮焉。這些學生們都在青春正盛的花樣年華,一頭埋進了研究中,把滿腹的熱誠投注在日復一日的觀察與等待中,一隻蛙兒的跳躍、一隻猴兒的搔抓,在紀錄片中或許只是幾秒的片段,但卻是這群帶著執著傻勁的研究者,此生最欣喜傲人的成果。
研究是條寂寞卻又溫暖的道路,在作學問及就業之間,難免有掙扎及衝突。林教授也將常鼓勵學子們,興趣才是根本,應多花時間找出最感興趣的領域,全力以赴,在興趣中發展各項就業能力,像是琢磨表達及寫作、思考等能力,養成獨立學習與人際互動的能力等,具備核心的就業能力後,就不會有失業問題。
保育觀念步上軌道後,學界人士的確更能放心地在專業領域中耕耘。像是國家公園的成立,便對國內外從事生態研究者有很大幫助,許多研究生到國家公園內從事科學研究,或是執行國家公園的研究計畫,一方面可領獎助學金或臨時工資,更重要的是,學生從事研究的環境或生物受到保護,不必擔心研究的棲地遭到破壞而影響研究成果。
「的確,從補助碩士研究生的觀點來看,在國家公園內從事短期1、2年的研究就夠了。但是國家公園管理處若希望學者的研究對野生動物的棲地或族群管理能有具體可行的建議,那短期研究是不夠的,必須要有較長期、跨領域的整合性研究才行。這一部份恐怕是需要加強之處。」林教授表示。
而台灣的保育觀念也如同緩慢的研究歷程般,慢慢地開花結果。從漠視到重視,從忽略到建構,林教授貢獻自身專才,為台灣相關法令勾勒出雛形,身為野生動物保育法起草人之一及早期關渡自然公園的規劃者,他對於台灣近30年來的演變,感觸甚深。從1972年的國家公園法、1983年的文化資產保護法,到1989年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法令建全後,保育措施及單位也應運而生:7座國家公園陸續成立、農委會、林務局與特生中心、各類博物館、台北市新動物園的成立,讓動物保育走出紙上研究,能夠真正落實,當然是動物界人士樂見的美事。「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些單位延攬國內外野生動物研究與保育人員加入行列之中,讓學生們就業無虞,我這當教授的不用為學生們的頭路擔心。」林教授打趣地說。



從2007年第三屆世界生態高峰會中的幾點結論,林教授認為台灣應結合社會學、人文學與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共同推動保育。唯有如此,才有機會減緩台灣物種的滅絕與生態系的破壞,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人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方面的綜合研究非常重要。
倘若對生態關係無深刻理解,做出的決策就有可能失誤,給未來留下惡化的環境。目前台灣在生物多樣性的整合性研究議題還有進步的空間,而這正是台灣在生態保育上該努力的新方向。」林教授語重心長的說。
立足台灣 放眼國際
富饒且多樣的生物不但是上天賜給台灣的瑰寶,更是無窮的資產。許多國外從事生物資源或自然資源相關研究的教授或院長,在訪問台灣的自然環境之後,都會讚嘆這塊土地的生物多樣性的豐富性,也對我們多樣的文化深感興趣。
除此之外,台灣的生物多樣性研究觀念亦須調整。「美國學者E.O,Wilson提到,生物多樣性研究是要集合學術理論與實踐應用界的專家,將生物、人類、經濟、農藝、政治及法律等領域整合的研究。但是,過去科學的發展與教育卻強調各行的專業,『環境保護』、『自然保育』、『資源利用』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等分屬不同的學院,彼此之間少有合作。」
「像是2007年美國Illinois大學農學院(UIUC),便派了12位學生到台灣大學,參加為期一週的「台灣生物多樣性與台灣文化」研習課程,豐富的內容令遠道而來的師生滿載而歸。今年,課程更擴大為三星期,除了UIUC會派學生來學習外,我們也把課程介紹給美國普渡大學、密西根大學、北卡州立大學與日本東京大學。我相信,這一門課不但能提升台灣大學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讓國際人士瞭解台灣的生物多樣性與文化。」
原來,透過生態保育的學術交流,讓台灣站上國際舞台,也是這群懷有理想抱負的專家學者,埋首研究外的另一項傲人成果。這群深愛大自然的學者們,欲將這份熱忱延燒下去,成為將台灣推向國際的一大助力。
2007年6月,在林教授退休前的一場「野生動物保育與研究學術研討會」上,台灣動物研究界菁英50位學者進行專題演講,齊聚一堂的與會人員多達5百人,共同分享研究成果與經驗。對許多人而言,林教授是在野生動物保育與研究學術上的先鋒,他為台灣動物保育之路,開創出一條大道,即便林教授功成身退,後人亦會踏著他的步伐,繼續在生態保育路上殷實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