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古越今

文明與黑潮共生—鵝鑾鼻史前聚落的海洋生態適應

撰文／李匡悌

沉浸在太平洋黑潮環抱之中，是否曾深刻體會你我血液中流動著與海洋深層的連結。鵝鑾鼻史前文化遺址，帶領著海的子民重新認識海洋文化的淵遠流長，跨越時空我們再次打開塵封的記憶，回溯與潮水共生的恆遠。

富足的黑潮

3月天的傍晚，領著臺南女中的同學們佇立在鵝鑾鼻公園滄海亭下的珊瑚礁上，大夥兒凝視著夕陽緩緩地落向天的一旁。潮水起起落落；頓時，一位漁夫肩負著手網踩著矯健的步伐由遠處而來。不多時，駐足在一塊礁岩平台上。霎那間，一舉手，熟練地將網撒向空中，落入水裡，不一會兒起網，檢視著卡在網中的魚兒。如此般地動作，連續好幾回後，漁夫環顧左右，提起網再走向另一個據點，趁這機會拿掉告訴同學們，這幅景象恰似3,000年前當時漁夫捕撈魚兒的寫照。

臺灣四周環海， 東岸瀕臨太平洋， 西岸鄰接臺灣海峽；黑潮由南向北流，中國大陸沿岸和南海夏季西南季風流構成海洋水體環境的基礎要素。多元化的海岸地形，使得臺灣海岸自然生物資源的內容，不僅種類繁多，且數量龐大。根據調查，恆春海域，除了擁有1,000多種珊瑚礁魚類外，還發現不少高經濟價值的洄游性魚類；包括巴弄（Trachurus argenteus）、烏尾冬（Caesio caerulaurea）、釣仔魚（Lutjanus lunulatus）、石喬（Acanthocybium solandri）、西齒（Choerodonanchorago）、學魚（Strongylura anastomella）、雨傘旗魚（Istiophorus platypterus）、鬼頭刀（Coryphaena hippurus）和黃鰭鮪（Thunnus albacares）等。此外，海岸地帶還發現150種以上的貝類。許多貝類相當特殊，如海膽石鱉（Acanthopleura spinosa）、棘黍螺（Echininus cumingiif. spinulosus）、紅唇蜑螺（Nerita reticulate）、紅斑塔旋螺（Latirus craticulatus）和美珠螺（Lunella cinerea），是臺灣北部看不到的； 潮間帶中的夜光蠑螺（Turb omarmoratus）、貓眼蠑螺（Turbo petholatus）和金口蠑螺（Turbo chryostomus）更是特別。

發掘史前鵝鑾鼻

鵝鑾鼻位在臺灣南端，首當黑潮之衝；不難想像此地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根據現有考古的資料顯示，自5,000年前，便開始有人類在鄰近地區活動。隨著時間的消長，史前聚落在不同的地點擇處而居。豐富的考古遺留隱含著4∼5,000年來多采多姿的人類故事。透過遺址出土的材料，考古學家探索那些史前時代居住在鵝鑾鼻的社群如何與自然和人文社會環境互動，並形塑而成適應海洋生態資源的經濟策略與模式。

鵝鑾鼻第二史前遺址位在鵝鑾鼻燈塔西側珊瑚礁石灰岩礁林區附近。這個遺址是民國70年因觀光局將礁林區附近規劃為鵝鑾鼻公園，在整建石板步道時發現的。根據民國71年和82年的考古發掘，蒐集得的史前物質遺留包括各種不同的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等，以及數量非常龐大的貝類和動物骨骼。這些材料從碳14的年代測定，得知屬於3,500年至2,500年前的當時聚落生活的遺留堆積。單就魚骨和貝殼的發現不難判認出當時人類高度認識和掌握海洋環境的智慧和經驗。

• upper：曲折的南方海岸是孕育海洋文明的基底／徐思琦攝
• lower：鵝鑾鼻第二史前遺址─又一村／墾管處提供

窺見海洋生態適應

透過魚骨的鑑定和數量統計，至少1 5 科以上的魚類在早晚不同時間的堆積裡。最早，3,500年前的遺留，包括鯊魚、旗魚、烏仔魚（Ellochelonva igiensis）、笛鯛（Lutjanus spp.）、鸚哥魚（Scarus spp.）、鬼頭刀（Coryphaena equiselis）、隆頭魚（Labridae）、石斑（Serranidae）、海鱔（Echidna spp.）和刺尾鯛（Acanthurus spp.）。其中以鯊魚出現的頻率最高。三千年前的階段，從堆積密度和內容來看，說明當時聚落達到最鼎盛和繁榮的景氣。除了早期捕獲的魚類外，還出現龍占（Lethrinus spp.）、金梭魚（Sphyraena spp.）和皮剝魨（Pervagor spp.）。值得注意的是，旗魚的漁獲量取代了早先鯊魚的角色。這種現象不僅意味著聚落對海洋食物資源利用策略的改變，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在漁撈技術上的發展。但是到了2,500年前，漁撈活動的頻率似乎急速縮減。漁獲的種類也比以往減少；像海鱔、海鱔、花鱸（Plectranthias spp.）、龍占、金梭魚、粗皮鯛（Acanthurus spp.）和二齒魨（Diodontidae）等的遺留便未發現。

整體而言，鵝鑾鼻第二史前遺址聚落的魚骨遺留中，以鯊魚、鬼頭刀、烏仔魚、鸚哥魚，旗魚和二齒魨等六科占最大比率。鯊魚和旗魚的捕撈在整個漁撈活動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旗魚的漁撈策略尤其引人注目。量的統計資料顯示其漁獲量逐年提高。到了晚期，幾乎是所有漁獲的1/3。其次，烏仔魚的捕撈一直保持著穩定的比例。透露出人們對海洋環境季節性變化所出現的資源，具備細緻和敏銳的觀察能力。總的來說，鯊魚、旗魚及烏仔魚是當時最主要的漁撈對象。事實上，雖然旗魚在後半階段取代了鯊魚的角色，但若以能提供食物資源的量來衡量，它們都稱得上屬提供較多魚肉量的對象。令人懷疑的是，兩種魚類生態迥異，捕撈方法顯然有別，如此一來，當時聚落究竟如何發展出他們攝取海洋食物資源的策略？

工欲善其事

有關史前的漁撈器具，臺灣地區考古遺址最常發現的就是網墜。鵝鑾鼻第二史前遺址的網墜可以分為5種類型。帶槽卵型網墜，以啄擊方式在鵝卵石兩端各啄出一圈凹槽，另於兩端凹槽間啄出一垂直凹槽。砝碼型網墜則利用扁平圓形，橢圓形或不規則狀小礫石，在兩側各打成一缺刻。有的甚至以夜光蠑螺蓋來打製。兩縊型網墜大都以泥質砂岩為石材，先打剝成長條石瓣再經研磨，然後在靠近兩端盡頭處各刻磨一圈凹槽。有趣的是， 除了石質者外，還發現以珊瑚礁，夜光蠑螺殼體，和鸚哥魚的咽喉骨製成。三縊型網墜則是加長的兩縊型網墜且在中段部位多加刻磨一凹槽。

除了網墬，在民國82年的考古，出土了58件的漁卡子和連結式魚鉤。漁卡子就是以鹿的肢骨為材料，研磨成細枝狀並且將兩頭削磨呈尖狀的器物。因為在漁撈活動進行時，意圖將兩頭尖的部份卡在魚的口裡使魚無法掙脫，所以稱為漁卡子。至於結合式漁鉤是以兩件結合而成但僅發現鉤狀部份。外形上，鉤尖部份的下半截內側為一平的截面，底端外側留有一突棘。使用時，將魚鉤下半段的平截面貼附在鉤柄上以細繩縛綁。突棘部份的作用想必是為了避免繩子脫落而設計。

根據這些網墜和漁鉤及漁卡子的形制，重量，長短及鉤尖張角的大小；無疑的，因為潮流大小或海洋環境不同，為了捕撈不同種類的魚，所以使用的漁具便搭配以符合功能上的需要。經參考臺灣地區土著族群和大洋洲地區的民族學材料以及漁撈學理論和方法的說明，鵝鑾鼻史前漁撈的技術至少包括：底棲繩釣、拖曳繩釣，鏢魚，手撈網，投網，手網法，拉網法和毒魚法。

海貝見證文化興落

海貝是鵝鑾鼻第二史前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最大宗。根據貝種的鑑定，包括35科68種。其中又以蠑螺科的比例最大， 無論早晚其都占85%以上；種類有夜光蠑螺、銀口蠑螺（Turbo argyrostomus）、圓蠑螺（Turbo setosus）和瘤珠螺（Lunella granulata）。這些貝種大都棲息在淺海礁岩上，珊瑚礁底最為常見。夜光螺屬其中最大型，殼體直徑可達20公分以上。目前恆春半島沿海水深10至30公尺的珊瑚礁附近還可發現，但個體短小。

藉由碳同位素的分析和相關民族誌的記錄，獲知這些貝類當時生長的水域與目前的海洋環境差異不大。夏末到冬季間是史前鵝鑾鼻聚落喜愛到海邊採貝的季節。

如此規劃或許是因為春夏兩季屬交配期，體質差貝肉粗糙的緣故罷！最引起注意的是，根據不同時期的統計，3,500至3,000年前間蠑螺的消費量達到最高峰。到了2,500年前的時代卻急遽銳減。這種情況說不定正是因為長期大量採集，導致產量大幅縮減。總之，史前鵝鑾鼻聚落到這時候便告一段落，搬遷離去。

續延

毫無聲息地，這些史前遺留堆埋在鵝鑾鼻公園的礁林區裡，渡過了無數個落山風吹襲的歲月，要不是考古發現，任誰也無法發現鵝鑾鼻曾經有過的熱鬧景緻。豐富的考古遺留闡述著這些先民道道地地是一個航海的民族。各種魚類和貝類遺留更確確實實地訴說著，數千年前他們以海為田，依海為生的故事。我們不只認識了鵝鑾鼻史前的漁撈和採貝，亦學習了他們經營海洋資源的理念，帶給我們啟示，也隱含著警惕！

• upper:隆起珊瑚礁上的刻痕記錄著海岸上升的過程／徐思琦攝
• lower:旗後山高位珊瑚礁／壽籌處提供

• 作者簡歷
• 李匡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以生態學角度，探討史前人類與生態環境之間互動所產生依存關係。多年來，利用考古出土的貝類遺存，藉由穩定同位素分析，探討各地史前聚落採集貝類的策略與古環境意涵。

延伸閱讀

壽山史前考古遺址

整理撰文／楊煥鴻；資料來源／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人文歷史資源調查暨解說資料彙編計畫成果報告書

鹽埕埔與半屏山的遺址出土

壽山地區的史前考古遺址，在明治33年（1900）伊能嘉矩的旅行日記〈東瀛遊記〉中即有相關之記載。當時伊能嘉矩乘坐小舟從旗後出發，抵達鹽埕埔後（今高雄市鼓山區東南角與鹽埕區交界一帶），見到施工中的鐵路（縱貫線舊線）經向下開挖後，在地表下方約60公分處出現包含貝塚之文化層，當下採集貝殼兩種、獸骨以及陶器破片，並認為這個遺址應是理解打狗山（壽山）下原住民生活型態之重要證據。之後他從鹽埕埔一路北上，又在半屏山西麓地下約30公分處發現文化層，並從中採集到陶器破片，認為該破片所屬文化類型應與在鹽埕埔所見文化層之文化類型相同。隨後伊能嘉矩也將當時的發現，以「梅陰子」為筆名，在當時的《台灣日日新報》上發表，並期待可透過遺址研究，理解遺址所屬人群與外來移民間之互動關係。

貝塚的發現

在伊能嘉矩之後，任教於當時的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現高雄中學）的土居恭一，憑著對於考古的熱誠，假日總率著學生在打狗山追尋先民的遺跡，終在龍泉寺後方發現貝塚及洞窟遺址（即為今日內惟小溪貝塚遺址），並曾將出土人骨送交當時任教於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金關丈夫鑑定。無獨有偶的，於壽山北側舊桃仔園部落北邊的海邊也發現包含貝塚及大量遺物之出土現象，在半屏山南麓及西麓左營貝塚亦陸續被發現。

戰後，林朝棨循著日人留下來的記錄，於1960年曾前往龍泉寺、桃子園以及半屏山西南角端附近採集貝類，當中以龍泉寺地區採集成果最豐。當時即推測龍泉寺考古遺跡屬於海漲時期，水位直達龍泉寺門前，而壽山就像是一座被海水包圍的小島。常言道：滄海桑田，如何能從現今壽山的景物，連結過去依海為生的想像？而這些貝塚彷彿帶領我們穿越時空，窺見了史前先人們的生活，也見證了環境地景的變遷。

史前生活圈的變遷

1970年代後，陸續有黃士強、劉益昌等人於壽山及其周邊地區進行遺址調查。1988年由臧振華執行「臺灣早期漢人及平埔族聚落的考古學研究」時，於左營舊城之考古試掘工作，依試掘結果發現左營舊城中不僅包含歷史時期之遺跡，也包含史前時代之遺跡。2004年，因應國防部軍眷服務處公寓建築興建計劃，由劉益昌主持進行左營興隆段範圍內之考古發掘，依出土現象，可將人類在左營舊城活動之時間，上推至5,000年前，並可由舊城遺址地下層位堆積，顯示壽山北側之左營地區早期環境變遷：從海域轉變為海灘、海岸沙丘、以及陸連龜山與壽山北端，呈現人類生活空間因應生態環境而變遷的過程。根據既已發現鳳山縣舊城（今稱左營舊城）及內惟（小溪貝塚）遺址之分佈狀況，可推測壽山及其周邊海拔高度相對較高之地區，必然仍埋藏著未知之史前遺址。在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成立之後，我們期待可保護那些尚未被發現之史前遺址，為後代留下發掘、研究、並重新認識自我海洋子民身份之機會。

• upper：龜山山腳鳳山縣舊城（今稱左營舊城）遺址位置／壽籌處提供
• lower：內惟（小溪貝塚）遺址露出於地表之貝殼與陶片／壽籌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