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遊浯洲人文曙光─金門國家公園與戰地文化的協奏曲
文、圖/金管處 提供
金門,舊稱浯洲,由金門本島、烈嶼諸島組成,因「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勢而得名,明朝洪武20年(西元1387年)於島上設置守禦千戶所及巡檢司,嘉靖年間名將俞大猷在此練兵防倭,鄭成功據此抗清,皆說明了金門在歷史上海防戰略地位的重要。
金門獨有的戰地文化
近代金門是兩岸對峙、世界冷戰的軍事基地,經歷了1949年古寧頭戰役、1950年大二膽戰役、1954年九三砲戰(第一次臺海危機)、1958 年八二三砲戰(第二次臺海危機)、1960 年六一七及六一九砲戰等重要戰役。足見自20 世紀中葉以來,金門與馬祖成為保衛臺澎的海疆前線,「反共復國之跳板,世界和平之前衛」,也是自由陣營抵禦共產陣營的堡壘,可謂「冷戰中的熱區」(Hot Zone in the Cold War)。
因此在1949 至1992 年間,金門與馬祖被形塑成具有高度戰地色彩的社會與空間;一方面確保金門基地既有之生存空間,嚴防敵人無預警的突擊,另一方面控制臺灣海峽,使敵人無法冒然對臺灣進犯。而歷經了長時期的軍事治理,地方社會與 空間地景的軍事化十分徹底,戰地生活經驗成為軍民的一種集體記憶。
回望冷戰時期的金門
冷戰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傳統西方列強,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之間,政治及外交上的對抗,一般認為,冷戰始於1947年美國提出「杜魯門主義」,結束於1989 至1991年蘇聯解體。
1947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主張,自由人民正在抵抗武裝分子或外來勢力征服的意圖,美國必須支持他們。因此美國為防止共產主義在各地出現,而援助反共政權,建立一套針對蘇聯的全球軍事聯盟。美蘇雙方即在許多國家進行一系列政治與軍事衝突,包括:柏林封鎖(1948 至1949)、韓戰(1950 至1953)、第一次臺海危機(1954)、蘇伊士衝突(1956)、第二次臺海危機(1958)、古巴飛彈危機(1962)、越戰(1959 至1975)、蘇聯入侵阿富汗(1979 至1989) 等, 美蘇雙方並未真正交戰,但相互緊張對峙,並從事軍備競賽,各自擁有核子武器,有互相毀滅的能力,故稱為冷戰。
相較於其他冷戰對峙場景,如南北韓、東西德、南北越,雙方面積及人口皆較均勢。而位於孤懸臺灣海峽的金門列島,以一蕞爾小島,面對中共密集武力砲擊,軍民卻能以堅強的戰鬥意志、善用地形地貌的防禦工事,不撓不屈地守護著自由的家園更顯可貴。因此金門的軍事設施、戰備組織皆以「防衛」為主,從海岸到山丘,從地上到地下,從訓練基地到後勤補給,甚至政治、經濟、教化等皆體現島嶼防衛作戰的佈局。
島嶼防禦作戰開始!
金門本島、烈嶼、大二膽等島群緊鄰廈門、漳州與泉州,東距臺灣本島約227 公里之遙。因此,獨立作戰、鞏固防禦、強化運補、重視心戰、軍民一體等,成為重要的戰略,尤其在軍政一元化戰地政務體制下,除了軍防,不分男女老少全民皆兵,各村皆設置民眾自衛組織或民防隊,按照年齡、身心狀況,逐一將村民編組,有負責巡邏的守備隊,修築交通幹道、橋梁等的工程隊,傳遞補給品的運輸隊,蒐集情報與聯絡通訊的情報隊,負責救護醫療業務的醫護隊,擔任宣傳、傳遞資訊、發送警戒和動員情報的婦女隊和少年隊,彼此各司其職,在「自清自衛,保家保鄉」的精神指引下,接受戰事後勤訓練,齊心為後防的臺灣本島嚴守前線。這使得金門每個村莊都有獨自作戰能力,形成「戰鬥村」,譬如:瓊林地區仍看得到村莊自衛組織使用的民防坑道,全長超過一千公尺,內部空間錯綜複雜,是金門獨有的戰地文化資產之一。而若是提到金門防衛作戰工事,則又可分為以下三項特性:
(一)鋼心豆腐邊
基於金門花崗岩盤的地形和地質的特性,軍方對於作戰工事素有「鋼心豆腐邊」的說法,意指金門的防禦陣地,核心部份位於堅硬的花崗岩磐下,指揮機構多在開鑿岩石的坑道中,全島海岸第一線據點,為達到以交叉火網封鎖澳口、海灘,幾乎都位於沿海岬角、突出部或海灘中央底部,以鋼筋混凝土所構成。海岸據點數量多,或突出於地表,或融合於環境中,或有部份隱藏在地下,成為保衛家園的戰地文化景觀。
(二)地下金門
因應砲戰為主的戰爭型態,各類軍事據點及設施的地下化,成就了「地下金門」的稱號,從核心的指揮機構。軍事要塞、堡壘、砲陣地、集會場所、運補的小艇坑道、播音站、電台、醫院、旅館、發電場、蓄水池、油庫,到戰鬥村的地下坑 道等,實現了「保存戰力於地下,發揮火力於地上」的策略目標。
曾經的「地下希爾頓」:金門迎賓館
迎賓館位於太武山南雄山麓,為深入花崗岩體的坑道賓館,僅中正樓大廳建築於地表可見,大部分的迎賓館房間皆位於地下。於民國69 年落成啟用,至民國89 年停止營業,後交由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維護管理,現今開放部分空間作為展示、向民眾介紹戰地背景。
金門迎賓館曾接待多位重要外賓,除時任總統蔣經國外,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也曾於來訪時入住,知名女歌手鄧麗君也多次於勞軍期間留宿;現大廳二樓的勞軍展示區,即放映有鄧麗君的勞軍影片。
(三)作戰與民生緊密結合,整體考量建設
因應戰爭的威脅,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皆須統籌管理,民國45年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下轄金門縣政府及會屬單位(物資供應處、金門酒廠、金門電力公司、西園鹽場、正氣中華報社、金門高中、金門農工職校等單位)強調一元化的管理,以建設金門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縣」的總目標,推行三個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積極發展管(政治)、教(文化)、養(經濟)、衛(軍事)的建設。
金門的戰役文化遺產
自1949 年到1992 年11 月7 日解除戰地文化,長達近半個世紀的軍事治理,逐漸形成了軍民相依的獨立生活圈,舉凡民生建設或娛樂文化,皆跟隨軍事體制衍生、發展,為金門留下大量有形與無形(物質與非物質)的戰地文化。像是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間,政府為了慰勞前線官兵,也為了強化愛國意志,在金門各地建設了16座戲院,像是隸屬空軍的藍天戲院、海軍的海光戲院等。這些戲院時常門庭若市,新電影一上映幾乎場場爆滿,目前金門高中校園內的中正堂,前身即為金城鎮金門戲院之遺址。
目前國際上關注戰地文化遺產的組織主要是防禦工事與軍事遺產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Fortification and Military Heritage, 簡稱ICOFORT)。他們初步將軍事遺產分為「構造物、景觀與紀念物」三大項。若加以對照,再加上金門特有的建設,可以理解金門戰地文化景觀的豐富多元,以及其無可取代的文化遺產價值。
在有形文化資產上,率先被提及的,便是金門的軍事防禦系統及其構造物。
金門的軍事防禦系統及其構造物具體呈現了「無金馬即無臺澎,有臺澎便有大陸」、「金門馬祖是防衛臺灣的前哨,亦是自由世界鞏固西太平洋的生命線」,在冷戰時期,金門扮演著西太平洋防禦的重要角色。
國軍的軍事戰略構想,因應國內外情勢變化,歷經多次調整,金門的戰略角色與定位,也隨之改變,最初各種建軍備戰,除確保臺澎金馬基地安全外,也從事攻勢作戰的準備,所以國家將四個重裝步兵師、一個輕裝步兵師、及眾戰鬥支援、勤務支援部隊部署在金門,再加上戰備所需之訓練設施、交通系統、運補設施、心戰及情報設施。這些防禦系統與部署均留下了多樣的地上或地下的設施、構造物。
而從軍事阻絕設施形成的戰地景觀來看,可知金門地區的防禦工事是兩岸對峙及世界冷戰的時空環境下產生的,為達到軍事防衛的目的,工事多配合島嶼與地形地貌構築,以達到防絕、偽裝、隱形、自保的目的。包括反登陸樁、地雷、鐵絲網、有刺植物、玻璃刀山、反空降樁、反空降堡、雷達站、偽裝設施⋯⋯加上連、排或班的海防據點駐守,形成緊密的防禦設施。
至於相關的文化紀念物,更鮮活顯示出昔日因逢戰事,為鼓勵士氣,喚醒全體軍民同島一命、同舟共濟的意識,故在各個軍事營區、據點、聚落、學校、公共空間、重要路口等處,皆設置了精神標語或紀念性石碑、塔、亭等紀念物,以砥礪軍民。
此外,戰地政務也是在時宜之下,形成獨具一格的文化資產。
戰地政務是指為重建戰區的政權,統合對戰地民政、財政、建設、教育、警政、情報、衛生等型態所組織的行政機構,1956 年,政府為統一前線軍政指揮權,將金門、馬祖兩地列為戰地政務區域,並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依據國防部頒發的金馬地區戰地政務實驗辦法及施政綱要為運作準則,其任務有:宣揚國家政策、動員人力物力、支援軍事作戰、重建地方政權及安定社會秩序,故民防組織及政治作戰是重要的工作。
由於軍政與民政之密不可分,衍生出各項建設整體考量軍事需求與民生需求結合,舉凡電廠、水庫、酒廠、鹽場、花崗石廠、道路、碼頭、醫院、植樹造林、報社等皆將軍民緊密連結。而在這一政策執行下,軍人的生活、娛樂、消費等各項需求,逐漸依賴居民,使得居民的經濟來源及戰地生活的各個層面亦受到軍隊的影響,成為軍民一家的特殊社會。除防禦目的之軍事設施為主體的有形文化資產之外,此處亦富含豐富的無形文化資產,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戰地文化」。
戰地文化泛指各種因應戰地而生的日常習慣與特色,包括:民俗信仰、飲食文化、民間工藝、軍民的共同記憶等。這些無形文化多數被保存在民間社會,例如:奉祀為國捐軀的李光前將軍廟,或已成為當前觀光資源的廣東粥、牛肉麵、炒泡麵與著名的金門高粱酒等,當然也包含了砲彈鋼刀的特色產業。
軍事化操練與克勤克儉的生活是昔日在金門的軍民共同記憶。管制、禁令、宵禁等,更是昔日戰地生活中不可磨滅的印記。這些戰地文化及戰爭的氛圍,促使軍民緊密結合,面對此艱困的環境,勇敢而堅定地護衛家園。
戰役史蹟保存現況
金門國家公園成立,即積極保存戰役史蹟並活化利用,20多年來修復並開放參觀的據點示已累計30幾處,搭配影片及解說叢書,將軍事有形及無形的文化呈現出來,期待能將金門英勇防衛的故事,彰顯發揚,並對那一段日子在此地的軍民致敬。因此,未來,金門國家公園致力於將以釋出的軍事營區轉化成為文化景觀,進而論述它的重要價值,使之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遺產及環境資源,並對當代社會產生新的連結與意義,讓昔日的戰爭遺跡變成未來和平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