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浪潮中的臺灣國家公園

變局下的取與捨

文／李偉涵(一九八五年出生，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職業編輯，副業小說家，愛好閱讀，總是讓作家、老師用帽子在人潮中辨認自己的存在。目前為鏡文學簽約作家。)

受訪者／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昭倫、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教授宋克義、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曾喜育

從美國成立全球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公園（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至今，已走過150 年悠長歲月，現在全球已有超過3,800 座國家公園，如點點繁星散布世界各處，保存無數具有國家代表性和獨特性的自然環境與人文史蹟。

然而人們發現，要守護這些珍貴的存在，僅靠每個國家單打獨鬥不夠，相連的陸地、海洋乃至於大氣環境，其變化與影響無分國界，須靠各國和世界性組織攜手，才能如星座般串聯成跨越境界線的網絡，讓生態與人文瑰寶在這顆星球上持續熠熠生輝。

臺灣的9 座國家公園和1 座國家自然公園在全球保育網絡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並跟隨世界趨勢拓展視野與能量，因此，本年度《國家公園季刊》將從「變局挑戰」、「保育保種」、「經營管理」、「創新作為」等四個面向，分四季從國際的前瞻目標和現況切入，分享臺灣國家公園在一波波世界浪潮中如何乘浪前進。

當氣候變遷席捲，我們如何前進？

從國家公園生態研究找尋契機

去年夏天，黃石國家公園遭受暴雨洪災，時隔34年，再度因天災閉園；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National Park）則遭受野火襲擊，這場近年最大的「橡木大火」（Oak Fire）將參天巨木燒成灰燼，園方疲於應對，更有超過6,000 名民眾緊急撤離。

暴雨、熱浪、野火、乾旱、冰河消逝、海平面升高，氣候變遷不只從各方面影響人類生活，全球的國家公園也難以倖免。科學家示警，未來因氣候變遷引起的災害，將更廣泛地影響國家公園的生態與運作。

警鐘響起，當冰河消失倒數計時

極端氣候正威脅著全球的國家公園，改變了生態系統，也威脅野生動植物生存，同時摧毀道路、人造設施、文化資源，並影響遊客的到訪體驗，此外也造成物種入侵與環境汙染等問題。面對氣候變遷的現在與未來，需要一套新的思維與方法。擬定適應計畫、促進生態恢復力、保存文化資產、保護基礎設施，將是未來因應氣候變遷的風險管理方向。

當美國公園署（National Park Service）面對蒙大拿州冰河國家公園（Glacier National Park），冰河面積正逐漸消逝；亞利桑納州巨人柱國家公園（Saguaro National Park）中著名的仙人掌也因難耐高溫而逐漸枯萎時，於2021 年發布一份因應氣候變遷的指引手冊（Planning for a ChangingClimate），作為全美國家公園相關計畫的基礎。（手冊概要整理於本期「封面故事二」文內）該指引特別指出，行之有年的管理目標與方式或許將不再可行，接受實質性的改變，承認不可避免的損失，也是管理者應該具備的認知。才能從「抵抗」變遷，到「接受」變遷，進而運用創新的管理技術與工具「引導」變遷。

未來10 年，為環境、為你我加緊腳步

將視野從美國拉開至全球，全球環境在氣候變遷加劇，以及2010年制訂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AichiBiodiversity Targets）」完全達成率極低的狀況下，持續劣化，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接續愛知目標推出「Nature 2030 計畫」，提出人類、土地、水、海洋與氣候等五大策略方向。

其中在氣候方面，希望透過該計畫持續監測氣候變遷的影響，致力維護生態完整性、當地社區與原住民權利，並加強國際層級的法治與法律工具，以確保各國皆對減緩氣候變遷付出努力。同時敦促各國政府落實減緩氣候變遷的目標，以科學為依據，確保政策落實，並確實對社會、自然與經濟產生助益。在IUCN保護區分類系統的六大類別中，屬於第Ⅱ類的國家公園，重要性不言可喻。

Nature 2030 計畫

2021 年9 月，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推出「Nature 2030計畫」，希望透過五項途徑來做出改變：認識（Recognise）、保留（Retain）、恢復（Restore）、資源（Resource）、重新連結（Reconnect），進而改善土地、水源、海洋、氣候及人類身處的環境，並且立下「地球上30% 的陸地和海洋應在10 年內（2030 年）獲得保護」的目標。

新挑戰新思維，臺灣經驗不缺席

臺灣國家公園同樣面臨氣候變遷的挑戰──玉山國家公園的高山植被向上退縮、雪霸國家公園的溪流水澤乾涸、墾丁國家公園的珊瑚白化等，當危機迫在眉睫，國際呼籲和行動不斷，10 多年來各管理處亦開啟多項以氣候變遷為主題的研究，以下，我們訪問到長期參與各管理處委託執行研究計畫的主持人，希望透過他們的第一線觀察與研究，帶領大家看見臺灣高山與海洋生態正面臨的問題，以及國家公園及個人如何付諸行動，帶來改變的契機。

珊瑚的希望在墾丁

正常總量的溫室氣體其實是一種必須，能夠為地球維持大約攝氏15 度的舒適氣溫。然而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大幅增加，成為如今氣候變遷的最大肇因。我們總以為，每年夏季的極端高溫只有陸地生物才會有感，卻往往忽略海洋的狀況。「其實只有3% ～ 6% 的熱能留在陸地上。」陳昭倫說道：「至於高達94% 的熱能，都是由海洋吸收。可以想見這些海洋生物都是被溫水煮的青蛙。」

現任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的陳昭倫，研究珊瑚礁生態長達30 多年，曾在2015 年時，以全臺珊瑚研究資料累積最豐富的墾丁地區為範圍，主持為期三年的「面對氣候變遷下臺灣珊瑚礁生態之永續發展」研究計畫，直到現在，仍在積極追蹤、監測全臺各海域的珊瑚礁生態。「過去50、60 年來，全球的珊瑚礁生態已經消失大半，如果我們不做出任何改變，持續破壞環境、釋放溫室氣體，到2050 年時99% 的珊瑚礁都會消失。」

他語重心長強調，珊瑚礁生態之於人類來說，其實非常重要。「現在一般人可能認為它是一項極具潛力的觀光資源，但它更大的貢獻是為海洋提供充足的生態服務。比如它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能夠提供食物、棲地給大量魚群及其他海洋生物，讓近海漁業不虞匱乏；它更有防波堤的效用，可以減緩大約70% 以上的海浪沖擊力，避免海岸線長期遭到侵蝕；而沿海聚落的許多文化也都受惠於珊瑚礁生態。我們須知道，面對高溫或污染，珊瑚其實還是有其他方式能夠繼續繁衍下去，可是一旦以它為基底成形的生態系在近海消失，受衝擊的最終依舊是人類。」根據研究指出，珊瑚礁的消失將嚴重影響全球五億人口的生活。

一切的關鍵，自然是居高不下的氣溫。「高溫導致的珊瑚白化並不等於死亡，比較像是感冒，仍可康復。如果能將氣溫的上升幅度控制在攝氏1.5 度內，應該有10% ～ 30% 的珊瑚礁會活下來。」語氣一轉，陳昭倫仍懷抱希望：「我希望墾丁會是這10% ～ 30%的潛在候選珊瑚礁。」這個樂觀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奠基於陳昭倫長年對墾丁生態的觀察。「除了境內擁有完整的珊瑚礁生態外，墾丁也是人為干預最早的地區，加上它是海洋型與陸地型融合的國家公園，陸地上的作為其實都會反映到海洋中，這些條件讓我們更容易監測到人為的改變與節制可以為環境帶來何種改善。」

陳昭倫認為，從墾丁近年的變化即可得知，環境保育不能一味由上到下的命令。「墾丁無法像玉山、雪霸那樣管理，它還是必須考量到境內的居民生計，因此透過示範區、保護區等方式，讓大家凝聚出節制使用的共識。」此種管理方針足以讓所有人意識到，自己是這個生態圈的共生者，如果失去珊瑚礁，自己也無法在這塊土地生存。「很高興近期能看到大型魚類回到這裡，也沒聽到民眾蓄意破壞生態的事件發生。另外，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也持續與我們學術單位進行研究，定期通盤檢討，監測這其中的平衡。」

珊瑚白化

珊瑚的繽紛多彩來自於與其共生的渦鞭毛藻。珊瑚與藻類的共生是完美的生態組合，共生藻會行光合作用，供應珊瑚所需的能量與氧氣，而珊瑚呼吸作用產生的二氧化碳與含氮廢物，提供給共生藻進行光合作用的原料；兩者的共生，更為海洋中超過25%的魚類提供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然而，一旦這種親密關係遭到環境外力破壞，藻類就會被迫遷離或是遭到排除，導致珊瑚白化現象。若環境沒有在期限內獲得改善，讓共生藻回歸珊瑚，珊瑚就會步入死亡。

為藍碳（海洋碳匯）的存續復氧

在海中滋養豐富生態的，除了珊瑚，還有海草床。但2014 年7 月起東沙環礁區域的海草床陸續發生大面積死亡現象，起先是從北邊與東北礁臺開始，接著是2015 年7 月的東礁臺、2017 年4 月的南礁臺白環、以及2018 年10 月的北礁臺白環，其中最大的死亡面積是北礁臺的9.91 平方公里。雖然北、東北及東礁臺目前已陸續復原，但如此大規模的海草床死亡現象仍是必須正視的警訊，並且探究是否與氣候變遷有直接的關聯。因此，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特別委託宋克義主持「東沙環礁海草床變動調查研究」，監測該區的海草床生態尋找異變發生的原因。

「之所以執行這個計畫，便是要調查這類劇烈的變動是否為常態性，或者有無擴張的傾向。如果能夠找到具有說服力的科學證據，相關單位就可以更積極作為、對症下藥，設法協助生態恢復。」宋克義談起此調查研究的初衷，以及其中的困難：「東沙環礁地處偏遠，面積又非常大，要全盤掌握狀況其實不容易。幸虧我們有衛星科技──歐盟的Sentinnel 協助，每五天提供一張全球衛星影像，可看到東沙環礁的海域，有如定期派人巡查500 平方公里範圍的區域，對於監測海草床消長非常有利。當然，這個技術並不是沒有限制，它可能只讓我們看出大尺度的變化，局部細微的改變如何被及早發現，技術上仍有待突破。」

不過，令宋克義鬆一口氣的是，調查指向一個意料之外的結果。「高溫確實是造成海草床死亡的推手，可是真正讓海草死亡的主因是缺氧。因為海草相當耐熱，光是水溫升高應該不足以消滅它。但高水溫確實造成水中溶氧量降低，加上沒有足夠的生物協助處理海中的草葉，產生大量有機廢棄物，滋生細菌，而細菌分解有機物更需要大量的氧氣，於是導致該區海水嚴重缺氧，致使海草床大量死亡。」

即使這只是一個可能性，宋克義也認為是一個值得振奮的消息。「若高水溫是海草死亡的主因，那即使傾盡全國之力恐怕都無能為力，因為極端高溫是全球性的問題。但缺氧是局部現象，仍可嘗試以具體的作為協助改善。比如，與海巡署合作嚴加管理該區漁業活動，設法恢復草食者的數量。」

然而宋克義明白，經濟與生態不該對立，而是如何找到平衡點。他將改變現況的希望放在社會大眾的支持上，因此肩負保育與教育責任的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更形重要，他期盼團隊的研究成果能被更多民眾所理解，進而在日常的小小習慣中做出一點改變。他相信，最終會累積成前進的一大步。

海草床生態

海草不等同於海藻，是海洋沉水性單子葉開花植物的統稱。海草具有根、莖、葉、花、果實與種子等構造，可進行有性生殖。臺灣如澎湖、小琉球、綠島、金門、墾丁等海域都有海草床的分布，但以東沙島海域的面積為最大，種類也相當豐富。海草床可以提供魚蝦、大型海洋脊椎動物或底棲型無脊椎動物所需的食物與棲地資源，也能夠穩固海床底質、防止海岸侵蝕、改善海水透明度。海草床更是海洋中的「藍碳」，可以封存海洋中的碳量。

讓高山物候研究向大眾發聲

對社會大眾抱著同樣期許的，還有曾喜育。長期研究高山生態的他繼雪霸國家公園的研究後，也與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合作，主持「玉山主峰線高山植物物候與氣候變遷之影響」計畫。「近年氣候變遷不只規模極大，頻度也越來越高，已經不能用百年難得一見來形容，因為極端現象是每隔幾年就出現一次。間隔變得這麼短，生物幾乎無法調適。」曾喜育擔憂地說：「溫度升高了，棲居在高山上的動物、昆蟲或許可以移動，但植物呢？」

溫度原本是高山生態系的一份精確時間表，植物會依據季節溫度高低週期性變化來判斷何時該開花結果、何時該休眠度冬。然而現在受極端氣候影響，溫度不再按照四季正常升降，致使植物的生理時鐘產生嚴重錯亂。他舉例：「比如入冬後，氣溫仍居高不下，植物便會延遲休眠，繼續開花，甚至結果，但之後溫度若馬上降低，植物就會因缺乏足夠的熱量導致敗育。」

「或是到了要發芽的春天，卻突然下起五月雪，使得植物最脆弱的花芽皆暴露在凍害中死亡。植物若開花結果異常或是失敗，都會造成生物的食物來源不足，不得不遷徙。而遷徙也會造成需要特定生物來傳遞花粉、果實種子的植株缺乏傳播的媒介，無法孕育下一代。這是一個連鎖效應，因此溫度升高絕不只是一兩度數據的變化，而是對整體生態系的衝擊。」

除了高溫外，伴隨而來的旱災更是一大威脅。「2021年全臺旱災就是最痛的一次經驗。長期乾旱不只導致生物、植物缺乏水源維生，也間接促成以往不常見的大面積病蟲害，比如杜鵑金花蟲，甚至增加森林大火發生的機率及危害程度。」曾喜育認為，必須讓社會大眾親眼目睹這些現象，才能更切身地理解現況已不容忽視。

在計畫中，團隊便以對溫度最為敏感的玉山杜鵑為例，透過3 年來（2016 ～ 2018 年）的縮時攝影記錄其開花的時序與狀況，可以讓人明顯地察覺到玉山杜鵑蹤跡的增減變化。「我們投入這些研究，除了要協助相關單位訂定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民眾能夠有感。所以我們不只鎖定雪霸及玉山國家公園，更進一步以最多遊客造訪的合歡山作為研究基地，讓更多人了解到他們曾經造訪的地方正在經歷何種變化，或是自己的某些行為可能對當地造成什麼影響。」

透過訪談，深深體會「環境保護，人人有責」絕不能是一句空話。氣候變遷能否改善，確實不是僅憑一國之力就能撼動的現象，但三位研究者皆相信，人們進入海洋與山林時抱持著何種心態，或是使用海洋與森林資源時持有何種觀念，皆是影響未來環境的關鍵因素。因此，他們無不希望與各相關單位合作的研究，透過國家公園這座橋梁，可以更貼近民眾、為社會所用，成為引發守護環境熱情的火種。

什麼是「物候」？

在國語辭典中，解釋物候為「萬物應節候而異」，例如草木榮枯、昆蟲發蟄、候鳥往來。更白話的說明，物候指的是生物受環境（氣候、水文、土壤）影響而出現的周期性自然現象，物候學便是研究生物和環境條件的周期性變化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

變局下的取與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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