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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埔布農與登山

東埔一鄰空照圖。圖/玉管處

臺灣四分之三是山地,重山翠疊,奇峰秀巒連綿不絕。自古以來活躍在這片崇山峻嶺的布農、泰雅、賽德克、鄒族,及排灣族原住民,他們對山區狀況瞭若指掌,從日治時期的探勘、地形測量,到戰後岳界「四大天王」、中央山脈大縱走的壯舉,乃至早期「五嶽三尖」及「百岳」的攀登,都得仰賴原住民用最原始的方式一步步將沉重的糧食、飲水、日用品與器材等揹上山;還得尋覓休息地、找水源和木柴、生火煮飯、搭建營地、判斷氣候變化,甚至山難救援。其中,又以東埔的布農族最為人稱道,稱其為「臺灣的雪巴」,當之無愧!提到臺灣的登山史,不能不提到這群無名英雄。

  • 東埔一鄰空照圖。圖/玉管處。

玉山南峰,日治時期名為南山,新高南山。圖/《台灣國立公園寫真集》江日升提供。

縱橫山林的民族

玉山山脈及中央山脈中段兩側是布農族的傳統領域,布農族人稱玉山為「Tongku Saveq」。布農族人千百年來一直守護著玉山,他們曾經是剽悍的獵人和戰士。1914年「太魯閣戰役」後,日本政府挾其餘威強制收繳原住民槍械,因而爆發了一連串衝突,其中包括「喀西帕南事件」及「大分事件」,之後,在拉荷.阿雷(daho ali)的帶領下,部分布農族人撤退至玉穗社繼續抵抗,但隨著「理蕃道」深入山中,在天險盡失後,才終於在1933年投降,當時日本和臺灣媒體都曾大幅報導此一「本島最後未歸順蕃就撫」的新聞,視為「理藩政策」的一大成就。

東埔一鄰,位於玉山山腳下的布農族部落,是唯一一個位於國家公園內的原住民部落。布農,Bunun,在族語裡是「人」的意思,更有人稱他們為「中央山脈的守護者」。東埔部落在日治時期時,被稱為「臺中州新高群東埔社」。東埔一詞譯自於鄒族語「Tompu」,即「斧頭」之意,因往昔鄒族在此製造石斧而得名。而群居東埔之布農族人,稱此地為「ha-nu-pan」,譯為「獵場」之意。東埔是布農族在陳有蘭溪上具深遠歷史意義的Asang(部落),也是離布農族洪水神話傳說中、族人逃避之處Usavah(玉山)最近的部落。

東埔就位在玉山的出入口,而東埔布農族原住民作為登山嚮導的歷史則可追溯至日治時期最初期,著名的人類學者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就是在東埔布農族人的開路帶領下,於1900年登山臺灣第一高峰。當時住在高山上的布農族人,由於食物中缺乏碘,普遍都有甲狀腺腫大的問題,鳥居龍藏也拍下了他們「大脖子」的照片。但可以肯定的是,之後眾多日本學者在玉山一帶進行學術調查,無一例外都得仰賴東埔布農族人縱橫山林的本事。

1909年,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臺灣實施三角測量,截至1925年,一共埋下了63根一等「三角點」。這些呈四角形的花崗岩柱樁,來自日本瀨戶內海小豆島,質地堅硬,不易風化,露出地表的部分大約只有20公分,但實際上每根柱樁長度都有半個人高,絕大部分是由原住民翻山越嶺揹上去的。東埔布農族出身的登山好手、前玉管處巡山員伍玉龍提及,他的爺爺伍友進和同村的另一位族人方松,當時同在東埔駐在所擔任工友,他們都曾揹過三角點,玉山頂的一等三角點應該就是他們揹上去的。

  • 玉山南峰,日治時期名為南山,新高南山。圖/《台灣國立公園寫真集》江日升提供。


眺望玉山山脈。圖/方慶綿提供

日治時期的登山風氣

臺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所測到的玉山高度是3,950公尺,比日本富士山還高,於是取名「新高山」,日本人還在主峰上設立神社,可見其對玉山的景仰程度。日治時期中後期,由於新高山步道完工,加上媒體推波,及政府鼓勵登山活動,因而掀起了一股攀登新高山的熱潮,影響所及,就連當時中學以上的畢業生,也多以攀登新高山作為畢業旅行,當然,他們同樣少不了原住民嚮導兼挑夫的帶領。這股登山熱潮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爆發才告歇。戰後,日本人對玉山的愛慕並沒有因為撤離臺灣而稍減,民國4、50年代,一批又一批的日本登山客來臺指名要爬玉山,連帶帶動了東埔前所未有的榮景。

相較於日治時期熱鬧蓬勃的登山風氣,光復初期,臺灣的登山界只能用「蕭條沈寂」來形容。由於一般人生活並不富裕,少有人「吃飽沒事去爬山」,加上諜影幢幢,政府對於登山活動嚴格管制,入山證申請不易,入山時還要搜查隨身物品,照相機尤其禁止攜帶,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極少見當時的高山照片。

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愛山的人突破重重限制,其中最為登山人津津樂樂的就屬岳界「四大天王」(「校長」蔡景璋、「孤鷹」邢天正、「登山字典」林文安、「老山羊」丁同三)。蔡景璋就說過︰「每回上山,必請山胞。」「他們揹負力絕佳,非常厲害!」山林經驗豐富的「四大天王」,同樣得倚重原住民一流的開路和負重能力。民國68年,當時剛高中畢業、甫入行當揹工的伍玉龍,就曾跟丁同三爬過山。

臺灣山岳界嶄新的一頁

民國60年10月首度完成「中央山脈大縱走」,是臺灣山岳界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這條路線貫穿南北3百多公里,海拔超過3千公尺的山頭,著名的就有60多座,一路懸崖峭壁,驚險異常,沒有超人般的體力、耐力,及過人的技術和意志力,是絕對無法走完全程的。當時分南、北兩隊,在七彩湖會師,北隊的隊員有蔡景璋、林文安、張任生、林亮夫,及「山地服務員」伍萬生、全朝琴、全茂章;北隊隊員則是邢天正、丁同三、沈送來,及山地服務員王天定、伍金樹、司茂則。山地服務員負責嚮導和挑伕重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清一色都是東埔布農族人。部落裡的老人與青年幾乎都曾經擔任過嚮導或挑夫,且多為優秀的獵人,擁有豐富的登山與生態知識,形成特殊的獵人與登山文化。

當年實施高山嚮導證制度,嚮導必須領有高山嚮導證,但那只是名義上而已,實際在山上帶路的原住民則被稱為「山地服務員」。那時候,有資格當嚮導的原住民,多半是出身東埔的布農族、霧社的泰雅族,及屏東山地門的排灣族(主要是帶北大武山一帶),東埔布農族尤其是箇中翹楚,他們一身高超的山林本事,配合度又高,就連「四大天王」上山也得找他們幫忙。民國70年代之前,登山熱潮方興未艾,「只要是連續假期,整個村子幾乎都空了,只要是身體健康的男人全都上山去了。」伍玉龍回憶起當年的盛況,「帶頭的都是長輩,而且上山工資又高,是在平地的三倍,所以年輕人很樂於當挑夫」。

頻繁的上山機會,讓當年的東埔布農族青年累積了豐富的帶隊經驗,人才輩出,自不在話下。民國40年代有伍明山等人,他們都是民國22年出生的,其中有些人後來入贅到南部後就沒再爬山了。伍玉龍的叔叔伍萬生,也是在民國40年代入行的。伍玉龍提到,有一次,他在南三段內嶺爾山一處溪谷中,無意間發現叔叔伍萬生在民國47年留下的字。伍萬生帶隊路線比較多樣化,臺灣從南到北的山區他都熟。

民國16年出生的王天定會講日文,而且他是第一位進入中華山岳協會的原住民,所以日本登山客來臺灣爬玉山都是由他帶隊。在民國70年代退休之前,王天定是東埔的「雪巴頭」,都是由他在調度人力。伍玉龍說,那時候想要上玉山當揹工的人,都得免費幫王天定工作一天,所以每天都有7、8個人在他家工作。王天定有個愛將叫作伍文化,他跟王天定一樣,都是身高155公分以下的矮個兒,但負重能力奇佳,當他用原本裝黃豆的大麻布袋揹東西時,從背後看去,幾乎看不到兩條腿,就只見到一個大麻布袋在移動。

王天定手下還有「伍家班」(伍勝美等人)和「司家班」(司茂則等人)。司茂則的太太阿秀都會跟著他上山,也同樣很能揹,她是東埔唯一一位女性挑夫。民國70年代以前有做過挑夫工作,目前還健在的,東埔就只剩下伍萬生和阿秀兩位。至於後起之秀—伍玉龍、伍玉光、方良、方有水、司晏等人,入行時間在民國60年代末、70年代初,當時攀登百岳的熱潮達到了顛峰。

東埔一鄰。圖/吳芳珍

  • 眺望玉山山脈。圖/方慶綿提供
  • 東埔一鄰。圖/吳芳珍


老一輩的東埔山地服務員,右起全朝琴、伍萬生、司樂於大水窟雲峰,縱走途中留影。圖/伍萬生提供

高山嚮導的風險與貢獻

登山畢竟是要冒風險的,即便是經驗老道的原住民嚮導,有時也不能倖免意外事件。民國54年,東埔布農族嚮導史進,在協助日本大垣山岳會會員攀登玉山時,下山途中,從棧道上失足墜落十幾公尺深的山谷,從此下半身癱瘓,當時他只有30歲。賴以為生的嚮導工作不能再做了,一家人的生計也連帶受到影響,所幸臺灣省體育會山岳協會發動募款,山友們慷慨解囊,日籍山友更是固定接濟,定期匯錢。這場意外讓史進與這群日本登山客結為好友。民國68年,大垣山岳會邀請當時已經44歲的史進攀登富士山,由會長井上孝二及當年來臺登山的社員輪流揹負,把史進揹上富士山等3座高山,這件事轟動全日本,一時間傳為佳話。

不容否認,原住民嚮導對於臺灣登山活動貢獻極大,但他們的專業除了換取金錢上的代價之外,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很多人充其量只把他們當作「挑夫」看待,甚至為了節省雇用費用,「一個人當兩個人用」,要求揹負近百公斤的裝備。而且早期在高山上過夜時,沒有睡袋可用的原住民,就只能靠著營火、裹著麻布,蜷曲著過夜。因而許多嚮導在退休後,都有嚴重的關節炎和風濕毛病,甚至不良於行、長期臥床。即使到了現在,挑夫過度負重的情況依舊沒有改善,據報載民國101年11月,能高安東軍縱走路線發生了一起兩死山難,挑夫吳明旭失蹤,領隊回頭找人,卻因高山症併發失溫而身亡,搜救兩、三天後,發現挑夫的屍體,研判是墜崖,當時吳明旭揹了很多東西,全隊3頂帳篷全都由他一個人揹,以致於出事時,其他隊員沒有帳篷可供遮風避雨,幾乎釀成重大山難!

攀登百岳的熱潮在民國80年代退燒。之後,由於登山步道和山屋修建日益完善;登山裝備的改良、輕量化,及路線資料的累積,攀登高山的難度大為降低,就連玉山十一連峰、奇萊連峰、能高安東軍等長程縱走路線,也不再遙不可攀,於是自組隊大增,尤其是學校山社登山隊並不雇請原住民嚮導。專業嚮導工作機會大量流失,收入不夠養家活口,必須兼著做其他工作,例如伍玉龍就曾參與過開闢新中橫的測量工作。

青壯時期的伍萬生(左)山中留影。圖/伍萬生提供

  • 老一輩的東埔山地服務員,右起全朝琴、伍萬生、司樂於大水窟雲峰,縱走途中留影。圖/伍萬生提供
  • 青壯時期的伍萬生(左)山中留影。圖/伍萬生提供


阿空加瓜山遠征回國。圖/玉管處

布農青年的轉型期

在交替的年代,玉山、太魯閣、雪霸等三座山岳型國家公園先後成立,適時提供了原住民嚮導工作轉型的機會。誕生於民國74年的玉山國家公園,首批10位巡山員全都是當過高山嚮導的布農族青年,轉而肩負起巡山、保育禁獵和山難救援的重責大任。為了留住人才,現已退休的首任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葉世文,一直設法讓巡山員由臨時人員納為正式員工。民國79年,所有人終於取得「技術人員」任用資格。

此外,葉世文還促成了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峰攀登(民國75年),將原住民登山推上國際舞台,邁向另一個新紀元。伍玉龍和方良都參與了此次遠征,並順利登頂,而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方良甚至是穿著塑膠雨鞋登頂的。隔年,伍玉龍、方良、方有水成功挑戰比阿空加瓜峰(海拔6,959公尺)更高的印度莎瑟峰(海拔7,672公尺)。

之後,布農族青年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參與海外攀登活動,畢竟海外遠征所費不貲,非一般人所能負擔。直到民國95年,民間企業「歐都納公司」提出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計畫,預計資助1,500萬元,協助登山隊員完成攀登壯舉。民國95到97年間,伍玉龍等人先後完登厄爾布魯斯(歐洲)、吉力馬札羅(非洲)、阿空加瓜(南美洲)、麥肯尼(北美洲)、卡玆登玆(大洋洲)與文森(南極洲)六大洲最高峰。民國98年5月黃致豪、伍玉龍和江秀真三人一同登上了聖母峰頂(亞洲),順利完成「七頂峰」登頂任務,中華民國國旗首度飄揚在聖母峰頂。

如今,站上人生的峰頂、走過七大洲七大頂峰的伍玉龍,決定為高山環境盡一分力,他接手全臺灣最高、海拔3,402公尺的食堂─排雲山莊的飲食。過去每年在山莊附近清出2百多公斤的垃圾,如今採取「統一供餐」與「預約定餐」制,禁止炊煮及生火,減少垃圾量及廚除污染,減輕玉山的負擔。供餐服務可提升高海拔登山品質,讓山友不須自行準備飲食,更能充份地休息。伍玉龍領著布農族的青年,努力地將排雲山莊打造為全新的樣貌。

作者簡歷:李光欣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畢業。曾任記者、出版社編輯,現為自由作家。曾獲第28屆金鼎獎雜誌類專題報導獎。

阿空加瓜基地營。圖/玉管處

  • 阿空加瓜山遠征回國。圖/玉管處
  • 阿空加瓜基地營。圖/玉管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