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治時期的登山風氣
臺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所測到的玉山高度是3,950公尺,比日本富士山還高,於是取名「新高山」,日本人還在主峰上設立神社,可見其對玉山的景仰程度。日治時期中後期,由於新高山步道完工,加上媒體推波,及政府鼓勵登山活動,因而掀起了一股攀登新高山的熱潮,影響所及,就連當時中學以上的畢業生,也多以攀登新高山作為畢業旅行,當然,他們同樣少不了原住民嚮導兼挑夫的帶領。這股登山熱潮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爆發才告歇。戰後,日本人對玉山的愛慕並沒有因為撤離臺灣而稍減,民國4、50年代,一批又一批的日本登山客來臺指名要爬玉山,連帶帶動了東埔前所未有的榮景。
相較於日治時期熱鬧蓬勃的登山風氣,光復初期,臺灣的登山界只能用「蕭條沈寂」來形容。由於一般人生活並不富裕,少有人「吃飽沒事去爬山」,加上諜影幢幢,政府對於登山活動嚴格管制,入山證申請不易,入山時還要搜查隨身物品,照相機尤其禁止攜帶,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極少見當時的高山照片。
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愛山的人突破重重限制,其中最為登山人津津樂樂的就屬岳界「四大天王」(「校長」蔡景璋、「孤鷹」邢天正、「登山字典」林文安、「老山羊」丁同三)。蔡景璋就說過︰「每回上山,必請山胞。」「他們揹負力絕佳,非常厲害!」山林經驗豐富的「四大天王」,同樣得倚重原住民一流的開路和負重能力。民國68年,當時剛高中畢業、甫入行當揹工的伍玉龍,就曾跟丁同三爬過山。
臺灣山岳界嶄新的一頁
民國60年10月首度完成「中央山脈大縱走」,是臺灣山岳界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這條路線貫穿南北3百多公里,海拔超過3千公尺的山頭,著名的就有60多座,一路懸崖峭壁,驚險異常,沒有超人般的體力、耐力,及過人的技術和意志力,是絕對無法走完全程的。當時分南、北兩隊,在七彩湖會師,北隊的隊員有蔡景璋、林文安、張任生、林亮夫,及「山地服務員」伍萬生、全朝琴、全茂章;北隊隊員則是邢天正、丁同三、沈送來,及山地服務員王天定、伍金樹、司茂則。山地服務員負責嚮導和挑伕重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清一色都是東埔布農族人。部落裡的老人與青年幾乎都曾經擔任過嚮導或挑夫,且多為優秀的獵人,擁有豐富的登山與生態知識,形成特殊的獵人與登山文化。
當年實施高山嚮導證制度,嚮導必須領有高山嚮導證,但那只是名義上而已,實際在山上帶路的原住民則被稱為「山地服務員」。那時候,有資格當嚮導的原住民,多半是出身東埔的布農族、霧社的泰雅族,及屏東山地門的排灣族(主要是帶北大武山一帶),東埔布農族尤其是箇中翹楚,他們一身高超的山林本事,配合度又高,就連「四大天王」上山也得找他們幫忙。民國70年代之前,登山熱潮方興未艾,「只要是連續假期,整個村子幾乎都空了,只要是身體健康的男人全都上山去了。」伍玉龍回憶起當年的盛況,「帶頭的都是長輩,而且上山工資又高,是在平地的三倍,所以年輕人很樂於當挑夫」。
頻繁的上山機會,讓當年的東埔布農族青年累積了豐富的帶隊經驗,人才輩出,自不在話下。民國40年代有伍明山等人,他們都是民國22年出生的,其中有些人後來入贅到南部後就沒再爬山了。伍玉龍的叔叔伍萬生,也是在民國40年代入行的。伍玉龍提到,有一次,他在南三段內嶺爾山一處溪谷中,無意間發現叔叔伍萬生在民國47年留下的字。伍萬生帶隊路線比較多樣化,臺灣從南到北的山區他都熟。
民國16年出生的王天定會講日文,而且他是第一位進入中華山岳協會的原住民,所以日本登山客來臺灣爬玉山都是由他帶隊。在民國70年代退休之前,王天定是東埔的「雪巴頭」,都是由他在調度人力。伍玉龍說,那時候想要上玉山當揹工的人,都得免費幫王天定工作一天,所以每天都有7、8個人在他家工作。王天定有個愛將叫作伍文化,他跟王天定一樣,都是身高155公分以下的矮個兒,但負重能力奇佳,當他用原本裝黃豆的大麻布袋揹東西時,從背後看去,幾乎看不到兩條腿,就只見到一個大麻布袋在移動。
王天定手下還有「伍家班」(伍勝美等人)和「司家班」(司茂則等人)。司茂則的太太阿秀都會跟著他上山,也同樣很能揹,她是東埔唯一一位女性挑夫。民國70年代以前有做過挑夫工作,目前還健在的,東埔就只剩下伍萬生和阿秀兩位。至於後起之秀—伍玉龍、伍玉光、方良、方有水、司晏等人,入行時間在民國60年代末、70年代初,當時攀登百岳的熱潮達到了顛峰。


高山嚮導的風險與貢獻
登山畢竟是要冒風險的,即便是經驗老道的原住民嚮導,有時也不能倖免意外事件。民國54年,東埔布農族嚮導史進,在協助日本大垣山岳會會員攀登玉山時,下山途中,從棧道上失足墜落十幾公尺深的山谷,從此下半身癱瘓,當時他只有30歲。賴以為生的嚮導工作不能再做了,一家人的生計也連帶受到影響,所幸臺灣省體育會山岳協會發動募款,山友們慷慨解囊,日籍山友更是固定接濟,定期匯錢。這場意外讓史進與這群日本登山客結為好友。民國68年,大垣山岳會邀請當時已經44歲的史進攀登富士山,由會長井上孝二及當年來臺登山的社員輪流揹負,把史進揹上富士山等3座高山,這件事轟動全日本,一時間傳為佳話。
不容否認,原住民嚮導對於臺灣登山活動貢獻極大,但他們的專業除了換取金錢上的代價之外,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很多人充其量只把他們當作「挑夫」看待,甚至為了節省雇用費用,「一個人當兩個人用」,要求揹負近百公斤的裝備。而且早期在高山上過夜時,沒有睡袋可用的原住民,就只能靠著營火、裹著麻布,蜷曲著過夜。因而許多嚮導在退休後,都有嚴重的關節炎和風濕毛病,甚至不良於行、長期臥床。即使到了現在,挑夫過度負重的情況依舊沒有改善,據報載民國101年11月,能高安東軍縱走路線發生了一起兩死山難,挑夫吳明旭失蹤,領隊回頭找人,卻因高山症併發失溫而身亡,搜救兩、三天後,發現挑夫的屍體,研判是墜崖,當時吳明旭揹了很多東西,全隊3頂帳篷全都由他一個人揹,以致於出事時,其他隊員沒有帳篷可供遮風避雨,幾乎釀成重大山難!
攀登百岳的熱潮在民國80年代退燒。之後,由於登山步道和山屋修建日益完善;登山裝備的改良、輕量化,及路線資料的累積,攀登高山的難度大為降低,就連玉山十一連峰、奇萊連峰、能高安東軍等長程縱走路線,也不再遙不可攀,於是自組隊大增,尤其是學校山社登山隊並不雇請原住民嚮導。專業嚮導工作機會大量流失,收入不夠養家活口,必須兼著做其他工作,例如伍玉龍就曾參與過開闢新中橫的測量工作。


布農青年的轉型期
在交替的年代,玉山、太魯閣、雪霸等三座山岳型國家公園先後成立,適時提供了原住民嚮導工作轉型的機會。誕生於民國74年的玉山國家公園,首批10位巡山員全都是當過高山嚮導的布農族青年,轉而肩負起巡山、保育禁獵和山難救援的重責大任。為了留住人才,現已退休的首任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葉世文,一直設法讓巡山員由臨時人員納為正式員工。民國79年,所有人終於取得「技術人員」任用資格。
此外,葉世文還促成了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峰攀登(民國75年),將原住民登山推上國際舞台,邁向另一個新紀元。伍玉龍和方良都參與了此次遠征,並順利登頂,而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方良甚至是穿著塑膠雨鞋登頂的。隔年,伍玉龍、方良、方有水成功挑戰比阿空加瓜峰(海拔6,959公尺)更高的印度莎瑟峰(海拔7,672公尺)。
之後,布農族青年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參與海外攀登活動,畢竟海外遠征所費不貲,非一般人所能負擔。直到民國95年,民間企業「歐都納公司」提出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計畫,預計資助1,500萬元,協助登山隊員完成攀登壯舉。民國95到97年間,伍玉龍等人先後完登厄爾布魯斯(歐洲)、吉力馬札羅(非洲)、阿空加瓜(南美洲)、麥肯尼(北美洲)、卡玆登玆(大洋洲)與文森(南極洲)六大洲最高峰。民國98年5月黃致豪、伍玉龍和江秀真三人一同登上了聖母峰頂(亞洲),順利完成「七頂峰」登頂任務,中華民國國旗首度飄揚在聖母峰頂。
如今,站上人生的峰頂、走過七大洲七大頂峰的伍玉龍,決定為高山環境盡一分力,他接手全臺灣最高、海拔3,402公尺的食堂─排雲山莊的飲食。過去每年在山莊附近清出2百多公斤的垃圾,如今採取「統一供餐」與「預約定餐」制,禁止炊煮及生火,減少垃圾量及廚除污染,減輕玉山的負擔。供餐服務可提升高海拔登山品質,讓山友不須自行準備飲食,更能充份地休息。伍玉龍領著布農族的青年,努力地將排雲山莊打造為全新的樣貌。
作者簡歷:李光欣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畢業。曾任記者、出版社編輯,現為自由作家。曾獲第28屆金鼎獎雜誌類專題報導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