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風：貿易之風
四百多年前（1519–1521），航海探險家麥哲倫帶領船隊第一次越過南半球的西風帶向太平洋駛去的時候，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長達幾個月的航程中，大海異常溫順。開始，海面上一直徐徐吹著東南風，把船一路推向西行。後來，東南風轉弱，漸而風平浪靜，船隊順利地到達亞洲的菲律賓群島。當麥哲倫一行人完成橫渡大西洋壯舉時，尚未能領悟是（東南）信風幫了他們大忙。先於他們一世紀之久（1405），明朝鄭和已乘信風來往中國福州及印度洋之間，遠及非洲東岸。

信風，風如其名，在固定的地區定時出現，且風向不變，永恆有信。這道從接近地面緯度30度的副熱帶高壓吹向赤道低壓區的風，在全靠風力航行的時代，定期定向的特性，成了國際商船遠航的可靠動力，成就了經濟貿易的穩定往來，因此，人們又叫它“貿易風”。

南海，位在北半球的東北信風帶內，每年3月份信風位於北緯5度–25度，到了9月份，整個風帶向北移動到北緯 10度–30度，到翌年3月再往南退回。信風週期性的變化，也成就了南海航線百年熱絡的經貿往來，在東沙群島、金門列島等國家公園範圍，留下了許多歷史的見證。現在就乘東北信風，來趟南海之行！

 

• 東沙島鳥瞰／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上圖)
•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因位於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航海要道上，自古便有「海上絲路」之稱／江俊廷攝(下圖)

 

東沙環礁：南海航運最頻繁的區域
「前進、冒險」精神的大航海時代南海，與東海和黃海同是與中國領土交接的海域，為中外船隻活動最頻繁的場域之一，也是連接東南亞與中國的航線必經的海域。宋、元兩代為了充盈國庫而大力鼓勵海外貿易，促進了南方之民向海外發展。特別是泉州地區的商賈，隨經濟活動大批南下， 分布至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印尼群島和婆羅洲的南海諸國港口，也帶動了南海各國貿易港口的興旺發達。

到了西方那充滿了「前進、冒險」精神的大航海時代，因為當時西方人對東方文化的嚮往，紛紛前來貿易交流；依據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海管處）所委託研究的《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航海史資源調查研究計畫》計畫中指出，在十五世紀「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前，往返南海的船隻，以中式帆船為主，日本船次之；大航海時代之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船隻，陸續出現於南海之中，形成一幅不同國籍船隻交錯的景象。

東沙環礁海域位於南海的北端，扼南海往來北方海域的要點（包括今日的臺灣海峽、東海等），為中國東南沿海地帶與東南亞地區聯繫最為緊密與繁忙的地帶，許多歷史學家及博物館所保留的航海圖、貿易航海記錄，及海管處自94年起以及相關研究調查報告及東沙外海考古工作打撈到的沈船遺跡，均可證明此點。

 

• 1669年Albrecht Herport 所繪鄭荷對決熱籣遮城圖／資料取材自聯經《臺灣史》(上圖)
• 東沙航運圖／資料取材自《東沙記憶》／劉淑瑛重繪(下圖)

 

從明代海禁到鄭氏父子：
廈門與金門軍事經貿戰略地位的再崛起
明朝永樂三年（1405），鄭和首次率船隊藉信風之助於福州出洋。二十八年間鄭和艦隊共第七次下「西洋」（ 東非） ， 往返於南海、印度洋與波斯灣之間，於第七次回舶途中逝於印度西岸的古里（ 今印度卡里卡特Calicut）。鄭和船隊「北風航海南風回」（信風），啟碇收帆，各有定時，對於航海知識技術的精確掌握，在帆船遠航史中，可說難出其右！鄭和之行，不僅僅是帶著優越的航海技術、工匠藝術宣揚國威，更帶動了民間「西洋」航線沿岸城市經濟文化交流。

但是事實上，鄭和或許應算是明朝因政治因素考量下，在航海貿易上意外成就的異數。鄭和之死不僅結束了個人的航海功業，也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大航海時代劃下了句點。因明朝自朱元璋開國洪武元年起（1368），因為對從侵擾山東沿海而逐漸南下的倭寇勢力採取消極應對的政策，遂屢下達入海禁令，直到明後期隆慶元年（1567） 才開始有所緩解，但這已使得原來自宋代以來生機勃勃的閩南和其他沿海地區黎民商賈遇到了生計上重大的打擊。海禁使得這些百姓轉明為暗、鋌而走險向外自謀發展，到後來甚至結夥成為足與朝廷抗衡的龐大民間武裝勢力。諷刺的是，在明朝末年朝廷對外應對能力日趨薄弱之時，在中國與西方爭奪海上貿易的主導權，甚至能夠以武力相對抗的，竟然是這些來自民間的力量。在那個海權時代，鄭芝龍是在明朝封閉海疆的格局下逆勢操作，周旋在東西海上勢力之間，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民間海上霸業的東方傳奇人物。

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朝招撫後，訓練水師在金門料羅灣與荷蘭九艘大船遭遇後大獲全勝。此仗奠定了鄭芝龍稱雄閩海的基礎，1638年之後他更趁日本鎖國之際擴大他的貿易網，在明朝滅亡前後，直到他投降滿清為止的十年時間裡，掛著鄭氏旗號的中國商船絡繹於大陸沿海、日本、臺灣、呂宋、澳門及東南亞各地。之後其子鄭成功在抗清初期軍隊的糧餉軍需，還是依靠其父打下的海上貿易網而來。1650年他占據了族兄鄭彩、鄭聯兄弟的根據地廈門，才有了其第一個軍事基地和對外通商的港口，並開始對日本輸出生絲品、瓷器與漆器。在整個1650年代，平均每年從中國往日本的中國商船總數約有六十艘以上，貿易額平均120萬兩。這麼大的貿易數量，直接壓縮了在臺荷蘭人對日的貿易空間，因此屢向鄭成功的商船進行干預。面對荷蘭人的挑釁，鄭成功最終奮起反擊，並於於1661年派兵駐紮廈門、金門後從料羅港發航發兵大員（ 今臺南市安平區），終於在1662使荷蘭退出臺灣。（參考資料：湯錦台，2011，《大航海時代的台灣》）

 

• 荷蘭人戴伯爾（Olfer Dapper ,1639-1690）繪製的金廈海圖／江柏煒提供(上圖)
• 鄭氏父子與荷在海上遭遇的起始點皆是金門料羅灣，圖為金門料羅灣現景／江柏煒攝(下圖)

 

金門：海峽中的貿易移民母艦
從中原到閩南

金門，舊稱浯洲、浯江、浯島、滄浯等，由金門本島、烈嶼諸島組成。位處福建南部九龍江口、廈門灣外， 內捍漳廈， 外制臺澎，海洋戰略地位重要，歷史上有「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美譽。

相傳，唐代中葉牧馬監陳淵率12姓來浯開墾。宋元之際， 立都圖、納戶鈔、經略戰船、建場征鹽，金門始為朝廷積極治理的地方。明代以後，金門的海疆戰略更加凸顯，洪武20年（1387年）設置金門守禦千戶所，及峰上、官澳、田浦、陳坑四巡檢司，即為一例。

從族譜來看，現在島上居民多為宋元以後自閩南各地移墾而來的。南宋時，泉州梁克家、曾從龍、傅自得三大家族來此築造埭田。此時， 其他氏族亦相繼入浯， 形成定居的聚落， 如後浦（許姓）、官澳、湖尾（楊姓）等。元代編民丁充竈戶、明代各地軍戶遷徙至此，亦是人口成長的重要階段。到了明代嘉靖、隆慶年間， 金門已劃分為十五都（ 今大嶝） 、十六都（ 今小嶝）、十七都（包括劉浦保、陽田保、汶沙保）、十八都（倉湖堡、瓊山保） 、十九都（ 後浦保、古賢保、古湖保）、二十都（烈嶼保）等行政單元，大小金門（含大嶝及小嶝）共有166個村落。儼然形成今日金門宗族聚落之規模。

從金門到臺灣

明清以後，金門與臺灣的關係更為密切。明鄭據金廈抗清，百姓受戰火波及。清廷據金後頒佈遷界令，致使地方社會重組，影響深遠。另外，鄭成功東渡臺灣，驅逐荷蘭，即是自金門的料羅港發航，攻入安平鹿耳門。同時，鄭氏政權中有不少位居要津的金門人，如后豐港的洪旭、賢聚的盧若騰、浦邊的周全斌等。

另外，由於熟悉臺灣海峽航路，17世紀中葉以降，金門成為臺灣早期漢人的來源之一， 如澎湖島、安平、鹿港均有金門人後裔；其中，安平於清康熙22年（1683年）設有「金門館」、鹿港於乾隆52年（1787年）設有「金門館」、艋舺於嘉慶10年（1805年）設有「金門館」，兼具移民會館與信仰中心之用。重要墾戶或文人亦多，如帶領漢人開墾竹塹（新竹）的王世傑（故居於浦邊）、開臺進士新竹鄭用錫（祖籍金門東溪）、開澎進士澎湖蔡廷蘭（ 祖籍金門瓊林）等。這些移民關係，使得民俗學者林衡道稱金門為「臺灣住民的故鄉」。

 

 

戰爭、貿易的海外移民潮

依據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金管處）所委託研究的《海外金門人僑社調查實錄： 日本篇》中指出，從19世紀後半到1949年以前，金門有四次主要的海外移民潮。第一次大規模南渡集中於1860年代。第二次南渡潮在1912年1929年間，當時南洋相對於中國， 商業發達、治安良好、往來便利，吸引了大批青壯人口外出謀生。第三次移民潮是1937-45年間的日本侵華。1937年10月，日軍佔領金門，遂行軍事佔領，強徵民工、物資及部分土地，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為止。這一波的移民與先前不同，並非經濟因素，而是戰亂之故。第四次則是1945-49 年間，因國民政府無力處理治安問題，並且南方省縣抽丁（徵兵）調往北方支援國共戰爭，致使僑民不願返鄉或壯丁南逃，移民再度南渡。1949年之後，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雖與僑居地仍有部分的往來（如仍有少量僑匯透過特殊管道寄返家鄉，或者1954 年九三砲戰、1958年八二三砲戰之後新加坡、汶萊等地僑 民將家人接往僑居地），但此後的移居主要以臺灣地區為主。

多數海外移民因為經濟因素，暫時僑居海外， 等待有朝一日，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事實上「僑」字的語意本身就是暫居，這些「華僑」固然離鄉背井， 但仍期待落葉歸根。然而，有些因為終身勞苦、未能致富，最後客死異鄉、徒留遺憾；有些則是謀生之故，一代、兩代、三代人繁衍生息，開始落地生根，異鄉視為家鄉，故鄉反成遙遠的異鄉；金管處出資拍設的「劇情紀錄片」《落番》（2011），在這一點有很深刻的刻劃。二次大戰之後，東南亞各僑居地殖民勢力退去，各邦紛紛獨立為民族國家。許多華僑選擇效忠在地國，成為政治身分的「外國人」。不過，儘管如此，他們多數能保有華人文化屬性及生活習俗，其中馬來西亞是最 特殊的例子，華人捐資所創辦的獨立華文小學、華文中學，雖不受政府的補助，但辦學成績斐然，亦在海外保存了完整的中華文化，值得敬佩。

1860年出洋合法化後，部分華僑的雄厚經濟實力開始受到清政府的重視。首先是清嘉慶、道光之後，地方動亂及水患頻仍，財政由盛轉衰。為了紓解財政壓力，政府大開捐納制度。捐納制度為致富的華僑提供了社會晉升的機會，他們透過捐輸取得名銜，一方面滿足衣錦還鄉及光宗耀祖之期望，一方面奠定自己在僑鄉社會的崇高地位；當然，有了這樣的身分，亦對他們在海外華人社會地位的提高有實質的幫助，因此引起了富裕僑商競相捐納的風潮。而此時的僑匯建屋正是以傳統大厝做為象徵。

祖籍金門山后僑居日本神戶經營商號復興號的王家即為一例，事業有成的王家於1876年返鄉購置位於原村（山后頂堡）旁，整體規劃為一座倚山面海、坐山觀局（池）的新僑村，共興建整齊劃一、重視防禦的18幢建築物，其中包括雙落大厝宅第16幢、海珠堂（學堂）及王氏家廟各1幢，歷25年完成。

 

• 瓊林聚落，傳統合院建築保存相當完整／江柏煒攝(上圖)
• 金管處《落番》紀錄片對於金門「華僑」離鄉背井，但仍期待落葉歸根的心態有很深刻的描寫／金門國家公園提供(左圖)
• 珠山是薛氏聚族而居的村莊，背山面潭，風水極佳／江柏煒攝(右圖)

 

神戶的金門人商號：王家復興號
約在1868 年間，原籍金門山后的王明玉（又名國珍，1843-1903年）前往日本。時年約25、26歲的王明玉， 帶領一個布袋戲的班子， 坐上開往長崎的遠洋帆船（唐船）來到日本長崎港，初在「碇」這個地方下船。1871年（明治3年），王明玉移於大阪川口田町與神戶的海岸通二丁目地區，設立貿易商號「復興號，1892年才移往神戶的中央區海岸通三丁目一番22號現址。換言之，復興號正式成立於1871年。

到了1920-30年代，僑居日本的山后王家已經建立了一個相當龐大的東亞貿易網絡：以神戶為事業基地，設立了中國沿海的天津、大連、營口（牛莊）、哈爾濱等分棧，進而連結南洋各埠的分棧（分號）共包括日本神戶的復興公司、振興號、源興號及致和號等商號，以及廈門的敬記洋行及昌記號、上海的復興隆、新加坡的和記公司、安南（越南）峴港的東南公司、印尼泗水的和興號等，貿易網絡遍佈各地。由一些1920年代復興號分號─振興號金融往來的支票，可見一斑。而這樣的貿易版圖，正是自1900年以來東亞航路及通商口岸網絡的呈現。

就在復興號營運五年之後（1876年，清光緒2年），事業有成的王明玉攜資返鄉，見當時鄉里人口眾多，於是決定另覓新地（中堡）規劃聚落，分與族人。從動工起，一直到光緒26年（1900年）最後一棟建物竣工，長達25年的時間，山后中堡一共興建了二落大厝十六棟、宗祠及海珠堂鄉塾各一棟，這即是著名的山后中堡十八間。某個程度這反應了金門在歷史上的特殊定位─「用日本寄來的錢，在臺灣海峽的小島上蓋著中國式風格的樓房。」

 

• 山后中堡為晚清規模最大僑村，為僑居日本神戶族人所建／廖東坤攝

金門建築的移民文化特色

 

安身立命的所在
目前，金門的傳統聚落保存是臺閩地區最好的地方之一。金門國家公園於1995年成立後，就致力於聚落內文化的完整保存，以空間類型來看，金門的傳統聚落可說是集村（compact village）的形態。聚落通常考慮了背山面潭（湖或海）、前低後高的緩坡，興建民居建築，聚落有固定的境界，主要是宮廟的民間信仰所界定的五營範圍。內部依其特定秩序，因地制宜且有機地構成。外部則為農漁生產場所。可以這樣說，理想上，傳統聚落是一種結合生活、生產與生態環境的居住空間。

所謂的特定秩序，是指儒家宗法倫理之體現。明代中葉之後，金門成為單姓血緣聚落為主的社會形態， 多姓村亦為同姓聚族而居，庶民興起修譜牒、造宗祠的風氣。宗族繁衍之後，進一步形成房祧。傳統聚落內部亦是由不同房祧所組成，稱為甲頭。宗祠則是聚落社會中心，有全族的大宗宗祠，有時也會有各房祧甲頭小宗宗祠，層級分明。此時，在金門城內外、後浦、沙美也逐漸形成商業活動頻繁的城鎮市街。民間信仰與宗法倫理是一種抽象的支配力量，落實則要透過空間營造法則的約束。這種法則往往以風水禁忌的論述出現，為不成文的約定俗成，讓傳統社會的人們得以遵循。其中最主要的禁忌有「宮前祖厝後」配置禁忌（宮廟的前方及祖厝祠堂後方軸線上不能築有民宅， 以維持其神聖空間的象徵地位）、「不超過祖厝高度」要求（宗祠的形制、步架比一般民宅大，確保宗祠成為聚落中最高大的建物）、「內神外鬼」的居住範圍界定（定居於五營之內可受到地緣神的庇佑）等。

合院建築是金門傳統民宅的原型，隨著基地的擴大，得以增建為不同的類型。在金門，一落二攑、一落四攑、三蓋廊、雙落大厝，以及上述形制附屬建築增建形式（凸規、護厝等），相當普遍。這些以祖先廳堂為核心的家族生活空間，在地方匠司的巧思下，呈現了傳統工藝之美。

 

• 水頭聚落／廖東坤攝(上圖)
• 宗祠建築為聚落的中心(瓊林蔡氏家廟)／江柏煒攝(下圖)

 

做為僑鄉的近代金門
近代以來，金門成為海外移民的故鄉之一。事實上，從田野調查發現，17-18世紀已有僑民南渡東南亞、日本長崎。但隨著19世紀初英國殖民新加坡，並將之闢為自由貿易港，以及1842年廈門開港、1860年華工出洋合法化之開放，金門青壯人口在連鎖式移民的機制下，大量赴海外謀生。隨著財富的累積，跨境流動的華僑挾其資本返鄉參與地方事務，包括修建祠廟、創辦學校等，當然也關注僑鄉的地方政治、社會治安、公共衛生等問題。

其中， 僑匯經濟所興建的建築物，成為今日豐富多樣的物質文化遺產。一開始，晚清時期僑商仍以傳統合院為主，如新加坡浯江孚濟廟（金門會館前身）倡議者、首任大總理李仕撻於西山前所建的宅第（1880年）、日本神戶復興號主王明玉及其親族所建之山后中堡18間（1876-1900年，16座住宅、1座學堂、1座宗祠）等。這些俱為光宗耀祖、衣錦還鄉、照顧親族的價值觀之實踐。1910年代以後，金門出現了混雜了西方殖民建築特徵及風格之洋樓。起初，為附屬建築或前落的洋化，接著於1916年建了第一幢獨棟洋樓─ 歐厝的歐陽鐘遠洋樓，旋即成為風潮。1920-30年代是金門洋樓興建的高峰期，事實上整個閩粵僑鄉均是如此。除了住宅之外，洋樓形式也被運用在學校建築、防禦碉樓（銃樓）、宗祠、教堂等類型。

根據本人的長期調查，1949年以前的金門洋樓總數有161棟，集中分布於56個城鎮與村落（金門計有4個城鎮及156個村落），其中後浦（金城城區）最多，達19棟；水頭有14棟居次；沙美、浦邊各有11棟。洋樓集中的現象，不一定是僑商數量的多寡（如瓊林蔡氏旅外富商亦多，但洋樓僅有2棟），而是這種文化形式在部分聚落形成一種風氣，海外僑商或本地商人競相追逐所致。事實上，這種影響延續到1949年至1970年代初期，仍有高達69棟的仿洋樓建築出現。

儘管金門洋樓民居建築類型十分多樣，名稱有所不同，如五腳基（the five-foot way）、三塌岫、出龜（俱為二層樓以上的洋樓）“番仔厝”（築有西式山頭的一樓建築）等。基本上，之所以稱為“洋樓”，主要是外廊及西式正面山頭的運用。格局體制來看，多數洋樓與傳統合院建築無異，不論是廳堂本身的「天父、地母」寸白關係，或是「四房合一廳」的配置關係。同時，洋樓既是炫耀於鄉里的象徵，正面裝飾即成象徵表現之重點。正面山頭、柱子、楣樑上有著許多華洋混雜的裝飾泥塑或磁磚，做為華僑一種新興的社會地位、財富力量及文化想像之象徵。

 

• 得月樓，近代僑鄉的防禦建築／江柏煒攝

 

金門國家公園的保存策略與成效
1995年，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成為我國第六座國家公園，亦是第一座以維護戰役史蹟、文化資產為主且兼具保育自然資源的國家公園。

透過不同的政策工具，金門國家公園致力於傳統聚落與建築之保存、活化利用。首先是土地使用分區的管制。根據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 劃分為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等。而範圍內的12座傳統聚落被劃入第一類一般管制區（簡稱管一），以細部計畫與建築設計規範加以保存。管一的土地使用分區又細分為「歷史風貌用地」、「生活發展用地」及「外圍緩衝用地」等。歷史風貌用地主要是保護聚落的核心區域， 並以維持原空間風貌之氛圍。生活發展用地則是提供居民新式住宅所需之用地，並能達到延續傳統聚落紋理之目標。外圍緩衝用地則是提供文化旅遊所需之公共設施。

再者，自1999年起，國家公園訂定了幾種手段獎勵保存傳統合院與洋樓的修復，包括設定地上權30年的機制、補助民眾自行修復傳統建築、補助具閩南地域特色的新式住宅等。設定地上權且已完成修復的傳統建築，小部分做為主題館（7棟）、餐廳賣店（3棟），大部分做為特色民宿（63棟），提供遊客體驗古厝的空間風情。

在這些因應歷史保存的制度下，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傳統聚落景觀風貌及傳統建築逐年獲得經費的挹注加以修復，一方面讓歷史風貌得到良好的維護，一方面也將居民留在傳統聚落之內生活，一方面也讓社區產業得以找到新的方向。聚落保存不是凍結式的保護，而是面向未來的另類發展模式。在金門國家公園，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努力。

 

• 1931年所建的水頭黃輝煌洋樓／江柏煒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