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不能講出跟海有關的大故事,且發生在國家公園裡面的,當然有!」考古學者劉益昌的故事說得精采豐富:「史前人類很早就開始吃馬糞海膽,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開始吃夜光蠑螺,直到現在。以前考古家挖到的夜光蠑螺這麼大,現在這麼小,這就是海洋資源過度利用的證明。」就把人吸引住了。


人群移動形成多元文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中,指出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包含不同時代與地域的文化表現,具體構成各個群體與社會所擁有的獨特性。在考古學者劉益昌的眼中,臺灣這塊土地上從古至今的居民所擁有的多元文化表現,正是值得我們驕傲的典範。他先指出島嶼內部的兩大文化體系:漢文化與南島文化體系。前者陸地性較強、以農業為主;後者海洋性強,擁有豐富的海洋性格。占據臺灣歷史時間98%南島文化體系的原住民族,在當代僅有2%的人口比例。「原住民是海洋性強的民族,以海域資源維生,也以海作為交通動線,從考古資料上看得清清楚楚」。「如果臺灣的歷史是全部人類在臺灣活動的經過,就不能忽略考古遺址所代表的長時間演化過程」,而建構有文字之前的史前文化樣貌,正是發掘海洋臺灣的重要一步。
據研究顯示,30,000年前舊石器時代,八仙洞人就已在臺灣生活。從18,000~8,000年前,海平面逐漸上升形成臺灣海峽,之後臺灣海岸線隨著海進、海退不斷變動,進而影響人類在臺灣居住與生業型態,出現多元的海洋文化樣貌。除此之外,在島嶼上居住的人群,並沒有因為海洋或海峽而孤立,反而生成更多移動與文化互動的可能性。臺灣位在東亞跟東南亞、亞洲大陸跟太平洋的交界點上,既是追溯史前人群沿著海岸向外擴散的重要途徑,也是世界貿易體系的重要交通動線所經之處。
過去臺灣統治者為了管理原住民,將其稱呼為高山族,劉益昌認為這是一種謬誤:「臺灣原住民早期是在海邊活動,臺灣成為海島以後,不管是在海島形成前來的,或是後來從島外進來的,都住在海邊。」例如,八仙洞人就住在海邊。新石器時代大坌坑文化人,是最早有農業、陶器的人群,在6,000年前也從淡水河口和西南沿海進來臺灣,進而分布臺灣全島。「後來因為人口增加,原先依海而生的先民想找新的維生土地時,可能會選擇的兩條道路:部分遷移到本島以外的地方,尋找相同生態環境,例如往南走到呂宋島;部分人留在臺灣本島,順著溪流往山上走,逐漸適應山上生活。前者由於擁有相同的生態環境,可以利用同一套生產工具或技能。後者因為生態環境不同,生業型態也要隨之改變。但終究在山上的人是少數,沿海平原的人是多數,例如阿美族就是住在平原。」而臺灣歷史正是居住在島嶼上的人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與自然環境共同生存下去的生活軌跡。


延伸知識
生產型態
指一群人因應自己所居住的自然環境及可取得的天然資源,再根據自身能力所及的技術程度,而進行讓自己生存下去的各種生計活動。

山海不是阻隔而是道路
「從考古遺址發掘跟人的研究來看,海不是阻隔而是道路。」而這點從國家公園範圍內的許多重要遺址來看,便能夠映證臺灣海洋文化生成的痕跡。讓我們隨著劉老師的談話從北到南走一回!
陽明山國家公園:魚路古道
「陽明山國家公園看似與海的關係薄弱,但是有魚路古道穿越過它,將海邊的產物運進臺北盆地。」魚路古道的時間已進入歷史時代,大約就是17世紀初西班牙跟荷蘭經營臺灣時期。西、荷人行走海路,而大屯山系是臺灣海峽北端很明顯的地標。魚路古道上大油坑、八煙一帶冒著磺煙,進到臺北盆地發現北投、地獄谷、往上溯到小油坑都有硫磺礦藏,而硫磺是當時重要軍事物資。從此時開始,西、荷人循著史前或原住民祖先所走的路徑,而逐漸形成與海陸物資交換及硫磺外運有關的「魚路古道」。從現代考古遺物來看,則多是清朝中期以後的民生用品,可見當時魚路古道已開始成為重要的交通路徑,在附近也慢慢出現簡單聚落跟農業耕種。過去這條路徑是人們從金包里,挑魚翻過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到北投、士林這兩個地區去做買賣;同時也是兩地通婚聯姻,花轎走的路徑;日治時代後,為軍事需求更擴增了魚路古道路線。從做生意到常民文化,以及後期的軍事目的,都是串聯北海岸與臺北盆地的重要路徑,這條路徑有太多精采的故事。

太魯閣國家公園:立霧溪採金三部曲
劉益昌口中高山型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內,有沿著立霧溪所發生的黃金三部曲(「立霧」源自原住民語Takili,日語則沿用發音而漢字化)。Takili在阿美族跟噶瑪蘭族語系裡,有著「人從海上走過來時的重要停留點」的意義,因此地名本身就隱含著海域的訊息。立霧溪是臺灣重要的採金之地,史前、西荷、日本三大時代發生的故事,組成黃金三部曲。
史前人類分從兩路來到立霧溪口(南面而上、北面而下),並發現了砂金。「史前時代的人就已上山採金了!理由很簡單,如果河裡有沙金,上游也會有。因此採金動線從立霧溪口一路往上,也沿溪留下了遺址」。天祥以上分為山里遺址與西寶遺址;天祥以下則是普洛灣遺址;河口南北兩岸則各有一個遺址,北岸為崇德,南岸叫名為古魯。在立霧溪口北岸的崇德遺址中,篩洗出切割過的金片,碳14年代測定為1,400年前。從考古研究來看,人群從溪口開始順著立霧溪往上,到達天祥後繼續往上,聚落最終深入到西寶及托博闊。從1,000多年前開始,越往上年代越晚,到山里、西寶只剩下3~400年前。
接著,是荷蘭人跟西班牙人開始搶奪金銀島的故事。他們透過原住民知道立霧溪口哆囉滿地區產黃金。西人透過基隆原住民由北而南;荷人則從臺南北上,最後甚至使出殺手.將西人全面驅離臺灣,終也到達該處。但他們只到立霧溪口的聚落便無法往上,「因為山上住了兇悍的人」。此時西、荷人碰到的不是現在的太魯閣族,而是一群自稱「巴賽」的人。巴賽人廣泛分布在北海岸至東海岸地區,在立霧溪這裡稱做哆囉美遠(Torobiawan),因此地名也叫哆囉滿。
荷人記載河口跟中游的人講著不同語言,他們只能跟河口人溝通,透過河口人再跟中游的人往來,而更高的山上則有一群更為剽悍的人。「大概就是泰雅族,當時太魯閣族人尚未東遷至此地」。太魯閣族傳說,距今200多年前祖先從南投翻山來時碰到猴猴人(Mak-qaolin),趕走了他們後才落腳。猴猴人本來居住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裡面,「但是因為被趕走了,人們也就遺忘了,只有考古家透過聚落裡面漂亮的銅器、鐵器、玻璃珠、瑪瑙珠、金片記錄著他們居住的痕跡」。
西元1900年前後,日本人也為了砂金從臺北去到了立霧溪。太魯閣事件之後,日本人攻陷太魯閣族最後防線,控制整個區域。為了尋找黃金,而從立霧溪口往上溯。當時採金商人名為山本義信(Yamamoto Yoshinobu),在立霧溪口北岸臺地上採取砂金,研究者一路從河口向上,並分析土壤含金量,進行到奇萊北峰北方的屏風山,留下大量的採集資料。



海洋國家公園:南海方舟
荷蘭人《熱蘭遮城日誌》記載:荷蘭烏特勒支號在東沙島外圍環礁擱淺,荷人展開救援行動。這似乎是有關東沙島的最早文字歷史資料。但考古學家在那裡卻發現宋朝瓷器,因此宋朝人要比荷人更早從海上而來。主要因為東沙島是廣闊的南海上,碰到颱風可以避風停靠之處。而1907年(清光緒33年),清朝與日商西澤吉次(Nishizawa Yoshiz)之間因為「磷礦」而引起的跨國交涉,更顯示東沙島並非孤懸海外、乏人聞問之地。
金門國家公園:海洋文化薈萃
金門國家公園:海洋文化薈萃無論在史前或是歷史時代,它都跟海關係深切。金門留下幾個重要的史前遺址,金龜山遺址、復國墩遺址,甚至是晚一點的浦邊遺址,所表現出來的皆是典型的海島生活。而這一群人與當時整個亞洲大陸東南沿海,從浙江南部、廣東一直到越南北部分布的人群有關連。其中金龜山遺址碳14年代測定可追溯到將近9,000年前,也就是全新世早期,海水面上漲到高點時,因此才會見到在金門島上地勢較高處發展出的聚落型態。到了歷史時代,金門主要為漳州、廈門族群系統的人群。金門位處漳州外海,明代末年漳州、月港開港後,這個地區的閩南商人(包括金門人),透過活絡的經貿往來,進入東南亞地區。一直到民國時期,金門人仍持續不斷往來南洋做生意。這樣的經濟往來,也帶動文化的交流,因此造就漂亮的洋樓建築發展。把金門放在整個亞洲大陸東南與東南亞島嶼的大範圍中,以及從史前到中國歷朝的時間範疇中,金門國家公園的角色更具意義,不僅是大陸東南沿海向南洋延伸交流的重地,同時也向東經過澎湖影響臺灣。

墾丁國家公園:傍水而生的海洋生業模式
臺灣史前時代人群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就已經採集海岸與海域資源,作為日常生活所需。不論是海域資源的利用,或是以海作為交通動線,這兩項在墾丁國家公園,都可以講出時間層次複雜的精彩故事。「墾丁是無論西邊或東邊人群,要繞行臺灣南端必經之處;或往南邊海域出去時,離開臺灣本島的最後一個站」,考古遺址顯現出它和南邊海域的關係。
目前考古學者在恆春半島發掘的考古遺址多達70處,早期多半聚集在海岸低地、平原和河口臺地;爾後逐漸延伸到河谷平原、丘陵低地,甚至拓展到丘陵高地。從5~6,000年前開始,在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即有人居住,顯現的生活型態是靠海吃海,因此挖出數量豐富的貝塚、魚骨頭、烏龜板,生產型態依賴海洋。5~7,000年前鵝鑾鼻半島上有龍坑遺址和鵝鑾鼻第二遺址。到了4,000年前左右,人群從東部跟南部越過恆春半島開始往菲律賓擴散,而綠島跟蘭嶼則是跳板,海是他們的交通動線;但此時農業逐漸發展成為生業的主體,當然對綠島、蘭嶼、恆春半島人群而言,海洋資源仍是不可或缺的。
「人不是只有出去,重新回到臺灣也是經過恆春半島。因為黑潮從南往北走,在恆春南方海域分岔,本流從恆春半島東岸、蘭嶼、綠島往上走,支流從恆春半島西岸繞著小琉球往北走到黑水溝。這些掉頭回來的文化體系,以東岸為主,比較重要的遺址,在恆春半島、蘭嶼、綠島、臺東,往北一直到花蓮立霧溪口。這個回來的動作從2,500年前左右開始興盛。」千年的移民返回期間,帶回了原本臺灣所沒有東西:玻璃珠、瑪瑙珠、青銅柄的小刀等等。經2,000年的流傳後,轉變成原住民族祖先留下來的傳家寶。1~2,000年前,此時重要的考古遺址為龜山,從生態遺留可看出是典型的海岸遺址。

國家公園內的文化資產保存
「相較於國外的國家公園,我們對於文化資產跟史蹟的保存跟研究,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國外國家公園對於史蹟保存,常採取的策略為「復原」與「保存」。「復原」是試掘測繪後,不容易現地展示者原地回填,而後在遺址上方做復原展示。「保存」則是確保史蹟不受當代行為破壞。
「墾丁遺址在日治時期即指定為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重要性媲美臺北圓山遺址。布洛灣臺地下的普洛灣遺址大型聚落,房屋結構都在,若有一天能再見天日,那會是莫大的震撼。」他接著說「太魯閣國家公園山里遺址,太管處提出欲植樹再綠化。我則提出考古遺址是過去人類生活的聚落,在劃設國家公園前就已經存在,建議範圍內植草即可。當然若能再把一兩棟房子的基礎挖出來做復原,告訴人家上千年前有人在這裡活動……」。以不同角度切入,即會有不同之管理策略的生成,對於文化資產或史蹟的保存過程中,相信能激盪出更多的可能性。
最後劉老師娓娓道來:「台江國家公園是漢文化體系人群進入臺灣的入口,若能在澎湖與台江之間畫一條隱形的航道,則台江的歷史意義更為顯現。從金門、澎湖南方四島到台江,是漢人渡越黑水溝非常重要的孔道,而後在台江形成漢文化與南島文化間的接觸與碰撞。若不同國家公園可以聯合起來,讓歷史得到更佳的詮釋,也能造就國家公園文化教育新的吸引力。將結果轉化為文化教育核心時,對於下一代的史觀培養會有很大的正面效益。」

學習更寬宏的視野
南島民族的生成和遷移與臺灣關係密切,恆春半島就是在人群移動的路徑上,墾丁國家公園對於世界人類遷移的研究責無旁貸。
其次是9 世紀末10世紀初(唐末五代以來)開啟華人貿易東洋針路南線,就是從漳州經過澎湖、西南臺灣、恆春半島,到達菲律賓。這條從中國往東南亞的重要交通動線,引起東南亞世界的變遷,而臺灣就在動線節點上。當我們將自己的角色放在世界史的角度來看時,就能看到臺灣的獨特性。
當問及「我們應該抱持什麼樣的態度來尋求自我的文化定位?」時,劉益昌表示「過往是用人群看歷史,看哪一群人住哪裡?其實應該反過來,用土地的觀點來看歷史。例如,臺灣這塊土地上,有哪些人住過?土地是定著的,人群是可以遷移的。唯有這樣才會認知到保護環境跟歷史文化的重要性」。另外我們也應該用更開放的態度,共同學習這塊土地上不同人群留下來的歷史,而非選擇性地給予歷史認知。讓不同群體都保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共同實踐《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倡議的多元文化表現。臺灣擁有足以自傲的文化多樣性基礎,一切端看我們未來的作為。


受訪者及審稿人簡介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教授理
作者簡介
蘇盈如
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畢業,曾任破週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