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是一座小小寶庫，百年前渡海來臺的博物學家們不只尋寶，更努力地紀錄和研究。國家公園季刊首次與國立臺灣博物館跨界合作，讓曾為臺灣留下精彩紀錄的重要博物學家和台灣學者跨時空交流，闡釋這塊土地的魅力，並讓讀者能循著他們的足跡，再次發現不一樣的國家公園。


有人會問，為什麼要考古？在談「考古」二字的定義之前，或許可以先從我們的生活談起。不少人應該有這樣的經驗，整理房間時，從塵封已久的角落掉出一張相片，或撿起一個小擺飾，突然許多回憶都鮮活了起來，想起拍照時的對話、氣氛，想起小擺飾在書桌上陪伴自己渡過數個寒暑，甚至還能從它們身上憶起當年的某一條街、某一棟建築物，或是在學校風行一時的動畫或電玩。

不過若今天把情況稍微改變一下，變成我們去整理別人的房間，會發生什麼事呢？當我們發現一張照片，會根據照片中的人物和空間，推測人物彼此的關係，以及拍照的時間地點。若是發現小擺飾，則可能推測出主人的興趣，或是使用物件的習慣。當然，只憑一張相片或一件擺飾不足以完全證明自己的推論，因此會更努力的掏挖、研究房間裡的東西， 好拼湊成我們對房間主人的想像與理解。

這種「透過發掘、整理，想要知道更多關於過去的事」的心情，可以說是考古的起點……

投身原住民研究為台灣考古揭幕─森丑之助

地球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房間，許多人上山下海，就是希望透過物質和環境資料的採集與研究，瞭解更多「過去」的事，不過，所謂的「過去」包羅萬象， 有人希望瞭解人類是如何演化的，那麼他可能特別關注人類化石的挖掘;若希望瞭解數十萬年前人類的生活型態，則可能對埋藏在土裡的器物十分感興趣。

正因為想瞭解的面向各有千秋，須要大量不同領域的知識，從人類學、地質學、語言學，到物理學、 化學、統計學，以及古生物學、古植物學等，才得以支持考古學的研究，反過來說，一個物件的出士，亦可能為不同領域帶來極大的影響。不過，大家印象中那種在地上挖出一個坑，小心翼翼的拿著鏟子和刷子進行挖掘的考古方式，其實是近代才引入臺灣的調查形式。那麼，臺灣最早的考古研究又是從怎麼開始的呢?

1895年日本政府接收臺灣後，臺灣無疑是一處試驗日本勃興的現代知識之實用性，並展現日本世界性知識能量的處女地，各項調查與資料收集隨即展開，原住民文化與社會狀況的調查便含納其中。同年，森丑之助以陸軍通譯身分抵達臺灣. 隨軍隊移防各地，巡察原住民各社的所見所聞激發他調查研究臺灣「蕃地」的濃厚興趣。

森丑在臺灣總督府陸續頒布「調查山地及原住民」、「蒐集原住民土俗標本及調查治罪舊慣」等訓令後， 逐步深入原住民部落，廣泛收集各種風俗、慣習的「第一手資料」。他在《東洋時報》179號發表的〈生蕃對臺灣島的影響及臺灣蕃族學術調查〉曾自述 :「在臺十八年歲月，我全部投入於蕃地調查與蕃人的研究，從來沒有浪費時問於別事，我拋棄了正常人的生活，只為了自己的志趣，全心全力做這件事。... ... 」不僅讓後人戚受到他的執著與投入，同時也點出他對臺灣原住民調查的貢獻。

 

森丑的原住民田野調查基本上源於19世紀末在西方現代科學中興起的「自然式調查(Naturalistic Investigation)」，強調在研究客體的自然環境中，進行客觀的資料收集，例如實地訪談、影像紀錄 、文物採集等，廣泛對現象或研究主題涉及的各層面予以充分掌握，而這些互有關聯的層面將構成一種反映客體特殊性的整體結構(holistic structure。) 也就是說，從口傳的神話、醫藥知識到服飾、器物都是森進行研究調查的採集對象，其中便包括原住民領域中，地表或斷面露頭可見的各式石器、陶片等人工加工的史前遺物，自此為臺灣原住民文化歷史之考古學探索揭開序幕。

從史前文化認識臺灣

森曾說 : 「要認識臺灣，就必須認識臺灣的史前文化」，透過比對採集來的石器和口傳故事，促使他和引他進入原住民研究領域的鳥居龍藏思考原住民族群何時遷徙至山地區域，其生活方式如何演變， 進一步讓「石器時代的考古遺留與現生原住民族群 的關聯為何」及「臺灣原住民族與鄰近其他地區的文化關聯為何」成為日治初期臺灣考古學萌芽階段的重要問題。

然而，在日治初期日本政府尚未進入高山地區實施統治前，進入原住民族群的領域踏查絕非易事，更不用說和部落維持良好互動，森卻能在沒有警察保護的狀態下獨自與部落交涉，建立友好關係﹒帶回豐富的資料與物件。根據金石古器物愛好者古家實 三在《臺灣石器時代遺品圖譜》中所述 : 「今日石器時代遺物的發現地......新高山(現稱玉山)後山方面海拔2,000 公尺的高地、1,600公尺高的關山附近、1,400 公尺高的八通關下、1,000 公尺的阿里山附近、濁水溪附近、750公尺高的水店附近等都有事實佐證，這些主要是依據森丑之助的研究。」其範圍之 廣、接觸之深，足證鳥居龍藏稱其為「臺灣蕃界調查第一人」並非過譽。

在調查研究過程中，森丑亦注意到原住民日益艱困的處境，他曾在文章中寫到 : 「我回顧十八、九年來的歲月，我感覺臺灣蕃人之間，無論是哪一方面都有了巨大變化。... ...因為種種外在因素，導致他們的社會組織及生活急速變化，......過去 5、6年間已經看不到我早年曾看到的舊俗。......根據我個人的看法，正急遽變化中的臺灣番人，才是最須要優先加以調查、研究的。」可惜的是，直到1926年失蹤離世前，森丑身後僅留下《臺灣蕃族志》一卷及《臺灣蕃族圖譜》一、二卷等少數系統性著述，其餘皆為短篇專題或雜論，和一個無法完成的「蕃人樂園」的夢想，對照其田野心路 之向述，頗有滄海一栗之憾。

森丑之助 重要發表之年表

1901年
和小西成章共同製作的「臺灣森林地圖」代表臺灣參展明治34年的日本「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1902年
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首次發表〈臺灣石器時代遺物發現地名表〉，列出93處遺址。

1911年
於《臺灣時報》第二次發表〈臺灣石器時代古物遺跡發現地名表〉 ，列出169處遺址。


台灣石器時代遺物分佈圖(圖例說明指出此圖匯集1896-1900年鳥居龍藏漢森丑之助踏查、1901-1920年森丑之助調查之成果)

1912年
於《臺灣時報》發表〈關於蕃族標本的陳列〉一文，具體陳述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蕃族展示廳」如何充實與改善陳列方式。

1913年
於《東洋時報》發表〈生蕃對墨灣島的影響及臺灣蕃族學術調查〉一文

1914年
於《人類學雜誌》發表〈關於臺灣生蕃的記事〉一文


泰雅族菸草袋（大嵙崁群）

1915年
發表《臺灣蕃族國譜》第 一 、二卷，內容整理 了20年來深入原住民部落調查研究的抱織成果，預計發行十卷，但蒐藏於其神戶寓所的相關資料，焚燬於關東大地震所引發的大火中。

1917年
發表《臺灣蕃族誌》第一卷，預計發行十卷，然而資料亦毀於地震祝融中。

1925年
於《實業之臺灣》發表〈臺北博物館的回顧〉一文。

傳承三代的考古熱情 ─ 劉益昌

雖然森留下的著述有限，但他翻山越嶺從部落帶回的珍貴文物，除一部份的標本送回日本，幾乎在1908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前身）成立時移入典藏庫。素木得一曾說：「博物館（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目前的『蕃人土俗品』（即原住品文物）的根基，幾乎可說都是森丑之助所收集的。」其中，這位原住民文物收藏的開山祖師所留下的〈臺灣石器時代古物遺跡發現地名表〉，在80年後，成為劉益昌重啟高山地區原住民遺址調查研究的重要基礎。

作為當代臺灣考古界重要學者之一的劉益昌，以個人觀點將臺灣自日治以來的考古學家們分成四個世代，第一代學者為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深受人類學影響的研究者，他們雖然沒有顯赫學歷，但都以驚人的自學學養和行動力為臺灣記錄下寶貴的原民文化群像。第二代學者則是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來到臺灣進行研究的教授級學者，包括移川子之藏、金關丈夫、宮本延人、馬淵東一、鹿野忠雄、國分直一等人，將在大學中接受的紮實訓練運用在臺灣文化的研究上，而這一代人，也正是劉益昌指導教授宋文薰的老師們。

劉益昌回憶：「我的指導教授宋文薰以及老師張光直、黃士強屬於第三代，他們教導我考古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帶著我進行踏查，而我──第四代的學者──則再度循著第一、二代學者的腳步，重回高山地區。」也因為誠懇踏實的和部落交流，他不僅擁有魯凱族姓名，也被排灣族家庭收養，擁有自己的服飾和家屋，而他也深信，八、九十年前獨自深入高山地區，與原住民們家好的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等研究者，一定也跟他一樣，和不同部落發展出超越血緣的緊密關係。

1980年代末，劉益昌開始為國家公園進行園區內和周圍地區的遺址研究調查，三十多年來，從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普洛灣遺址、立霧溪流域，到雪霸國家公園大安溪上游、棲蘭山，以及陽明山國家公園金包里大路沿線、金門史前移民遷徙、東沙環礁陸域考古遺址等，可以看到臺灣擁有多元豐富的史前文化遺留。太魯閣之所以成為劉益昌重返高山地區遺址的起點，源於第一、二代研究者從太魯閣立霧溪流域帶回的物件，「太魯閣地區出土的東西很奇怪，跟其他地方有點像又不太像，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學者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是很可惜的，便著手進行太魯閣立霧溪流域的研究。」

太魯閣黃金三部曲

在研究的過程中，劉益昌重新檢視第一、二代學者帶回的考古文物，綴合其傳遞的訊息，更重要的是宋文薰所編譯的《臺灣蕃族圖譜》中大量由森丑之助所留下的紀錄照片，讓他能透過現代位置判別技術找出部落舊址。從外太魯閣一路進入內太魯閣，過去讓日本政府頭痛的「北蕃（當時稱泰雅族賽德克群，現稱太魯閣族）」早已因兩代政府的治理策略四處遷徙流動，但留在原地的文物和遺址讓劉益昌越研究越著迷，因為他發現這裡有一段迥異於臺灣其他地區的淘金史。

「學者過去不瞭解為什麼原住民要跑到這麼嚴酷的環境（內太魯閣）生活，但我發現人進去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黃金」，劉益昌根據調查發現推測， 約1400年前就有人類在天祥區域活動的痕跡，而且其遺跡之層位，在太魯閣族遺跡的下方，顯示他們和太魯閣族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被稱為「猴猴人」的祖先們在此處生活的同時，太魯閣口亦有荷蘭人和西班牙人看著當地住民的淘金活動，覬覦起上游的金礦。直到200 . 300年前太魯閣族趕走猴猴人後，接著，日本政府的採金設施和跟隨國民政府來臺的榮民，在太魯閣族的舊址上方往疊加了第三層的痕跡，直到採金產業沒落。這一連串的演變，就是劉益昌一直想完成的「黃金三部曲」的大綱。

這一段臺灣金文化的重要拼圖，至今仍有許多訊息等待發掘，但從立霧溪下游的崇德遺址、中游的普洛灣遺址到上游的西寶遺址，以及沿岸其它大小遺址的研究發現，都能往上追溯到森丑之助和鹿野忠雄的研究調查，這讓劉益昌始終對於勇於冒險犯難的第一、二代考古學者感到由衷敬佩。

「對考古學家來說，能在臺灣做研究無疑是幸福的， 在這麼小的土地上，隨時都有驚喜的發現。」除了繼續跟隨前人的熱血考古魂，劉益昌更希望可以透過考古，促使臺灣人面對從數萬年前至今的真實臺灣歷史，尊重這塊土地和人的互動關係，瞭解先民如何與自然共存共榮，「這幾年我一直提倡『從土地出發的臺灣史』，從史前一直到今日，每一個曾在這塊土地上活動的人留下的歷史都同等重要。」

作者簡介
楊越涵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畢業，現正就讀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曾任Dialogue建築雜誌編輯，現為多本雜誌之特約撰稿和編輯，和閱讀寫作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