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曾逸仁

千百年來，人類為了軍事目的而建造各式各樣的防禦工事，經歷漫長的時間後，原本的軍事目的不再，這些設施也失去原本作用，然其本身累積的異代痕跡，仍是我們理解歷史演變和建築發展的途徑。金門曾為冷戰前線，迄今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仍存有大量戰爭遺產，如何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透過轉譯與再利用，賦予軍事遺產新價值，成為當前軍事遺產保護與應用的課題。

融入地景的軍事防禦系統

2021年，防禦工事與軍事遺產國際委員會（ICOFORT）正式通過《ICOMOS防禦工事和軍事遺產準則》（ICOMOS Guidelines on Fortifications and Military Heritage），作為全世界軍事遺產保護與應用的指引。該準則指出，防禦工事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建築物，其特殊之處在於結合周圍的地形、景觀、社群和聚落來建造，與地景的關係密不可分，而且軍事遺產是系統性的建設，由一系列防禦工事和後勤支援組成，系統的價值大於個別的物件，因此以文化景觀的角度看待，更能理解防禦工事的功能和歷史脈絡，進而理解軍事遺產的價值，以利後續的維護管理。

金門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曾逸仁強調，軍事遺產的保護與應用，必須著眼於整體系統的價值，而非單點或孤立的構造物，然而受限於軍事機密性，外界往往難窺全貌，成為保護與應用的挑戰。「當這些防禦工事失去功能之後，由於外界對其缺乏瞭解，所以常僅認識單一軍事建築構造或外觀，而非整個軍事體系的價值。除此之外，20世紀中後期由於土地開發利用，使得軍事遺產面臨細碎化，更難看見其全面性。」

軍事遺產定義

人類為求生存的構造與工事，包括有形與無形：
．構造物（Structures）：包括防禦工事（含具防禦工事城鎮）、軍事工程、兵工廠、軍港、軍營、軍事海軍基地、演練場，和其他用於軍事防禦目的興建的掩蔽物與構造物。
．景觀（Landscapes）：包括古代或近代戰場之區域性、半陸地或海岸防衛裝置及生土工程。
．文化紀念物（Commemorative monuments）：包括戰爭紀念地、戰利品、紀念碑、墓園和其他牌匾或標幟。

軍事遺產的系統性和系列性

．系統性的遺產價值：其價值可能在面狀，包括作戰、指揮、訓練、運補、文康，甚或民生商貿、文化等。為生存而推展的防禦工事，呈現的是具系統性的知識技術，使個別、系列的單元體組成為一個系統。如金門雙乳山坑道，包括莒光堡、復良堡及南乳的其他據點，建構成一完整的防禦系統。
．系列性的遺產構成：防禦工事可能為獨立的單元，是防禦系統中的部件之一，包括其他非相鄰者，它可能是系列性的單元，組織起來才為防禦的整體。如金門的海岸防禦據點，由系列性的據點，構成面狀的防禦系統。

荷蘭軍事遺產的轉譯與再生

防禦工事因應軍事所需而建構，具有特殊的功能和構造，並非提供一般人使用，因此失去軍事功能後，便面臨改造的限制和困難。曾逸仁指出，臺灣軍事遺產的保存方式，多為原貌恢復保存的「場景再現」，而且多為單點保存，民眾只能管窺單一建築物的構造與設計，滿足單次的好奇心，不利於導入旅遊觀光、拉近歷史與當代生活的距離。「軍事遺產的轉譯與再生不可或缺，須在原本的建築與環境特色之上，加入新的機能設計，以符合當代生活的需求。許多歐洲國家會大膽顛覆原本的空間功能，將其轉化成現在和未來可利用的空間。」

曾逸仁以荷蘭的軍事遺產為例，早在16世紀，荷蘭就因應低地國的環境特色，修築堤堰、水閘和運河來治水，更將精湛的水利工程技術運用於國防，打造引水阻攻的軍事防禦建設。2021年登錄世界遺產的「荷蘭水防線」，即由「新荷蘭水線」和「阿姆斯特丹防線」組成，該系統建於1815年至1940年間，沿線包括堡壘、堤壩、水閘、泵站、運河和圩田網絡等，每個圩田都有淹沒設施，可注入臨時洪水形成保護屏障。

荷蘭水防線分成兩個系統來運作，一是連續的淹沒區域，當敵軍來襲時，可從水廠、運河和水閘系統引水，並將水位深度控制在50公分，使敵軍的船隻無法行駛其上，車馬也不能橫越，達到防止入侵的目的；其二是堡壘系統，包括堡壘、群體庇護所和掩體等，在非戰時期，這些建物便掩藏於周圍的樹木與灌叢。荷蘭水防線不但是景觀設計和水利工程知識融貫的出色案例，從歷史縱深來看，更反映1815年至1940年間軍事建築的發展，尤其是建物材質從磚砌轉變成鋼筋混凝土的過程。

荷蘭水防線失去軍事功能之後，同樣面臨轉譯與再利用的課題。代表案例如「荷蘭水線博物館」（National Waterline Museum），原為新荷蘭水線上的Fort bij Vechten堡壘，興建於19世紀中後期，由於該遺址環繞著寬闊的護城河，在軍事功能消失後，便形成與世隔絕的棲地，孕育豐富多樣的物種，包括稀有和瀕危的動植物，堡壘經過修復改造，轉型成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兼具自然保育和歷史紀念意義。

另一軍事堡壘Fort Resort Beemster，其功能則從早期的監獄、軍事關押、政治犯居留營舍、彈藥庫，轉型成結合健康水療的休閒度假中心，被賦予公共與經濟價值。Bunker Pavilion地堡則改造成短居空間，並維持原本的掩體構造，室內則因應原本空間型態來規劃，並採極簡設計，僅設置必要的家具和生活設施。

相對於Bunker Pavilion 盡可能維持舊建築構造，599號地堡（Bunker 599）則在荷蘭的實驗創新工作室RAAAF（Rietveld Architecture-Art-Affordances）改造下大幅轉變。RAAAF擅長以顛覆常規的設計手法，推動歷史空間轉化，他們將沉重厚實的599號地堡一分而二，從中貫穿新的引導動線，以破壞原本構造的方式，挑戰人們對文化遺產保存的想像。

曾逸仁認為此種顛覆性做法，堪為軍事遺產轉譯的出色案例，「RAAAF打開599地堡封閉的空間，讓人了解內部的構造，並呈現空間裡外的關係，讓大家從不同角度觀看軍事遺產特色，再透過歷史解說，更能了解碉堡的意義。」該案例也提示一種軍事遺產轉譯與再利用的可能性，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來自民間的參與和大膽想像，將會是軍事遺產融入當代生活的契機。

挪威冷戰遺產面臨的挑戰

除了荷蘭水防線的轉譯與再生值得參考，挪威從冷戰結束之後便展開軍事遺產處置，也可作為借鏡的案例。挪威最大的軍事遺產便是「大西洋壁壘」（Atlantic Wall）遺址，二戰末期德國佔領挪威，並沿著歐洲大陸和斯堪地那維亞海岸建造預防盟軍攻入的大西洋軍事防禦體系，範圍從挪威北方海角向下延伸到西班牙邊界。因此挪威的海岸上遍布完整的德國堡壘系統，包括德國機場、潛艇圍欄、軍營、行政設施、戰爭總部、戰俘營、醫院和基礎設施等。這些戰時興建的軍事設施，並未因為二戰結束而荒廢，在隨後到來的冷戰時期，仍持續作為挪威的防禦工事基礎，直到2000年才停止使用。

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挪威的文化遺產局便開始推動「國家保護計畫」（National Preservation Plan, NPP），進行國內的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包括二戰及冷戰軍事遺產的調查、評估與處理。這些軍事遺產僅三分之一屬於國家，有些歸於地區或地方政府，並且向公眾開放，原先屬於私有的部分則物歸原主。曾逸仁指出，「挪威軍事遺產為數眾多，在維護管理上面臨很大挑戰，政府主要針對具重要價值的軍事遺產加以修復保存，由於軍事防禦工事都是結合環境來建造，部分設施因資源有限無法維護，就讓其慢慢回歸自然。」

除此之外，過去因為軍事安全而封鎖的區域，部分改向公眾開放，與社區共存，例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在挪威建造大西洋壁壘沿線最大的砲臺阿道夫砲（Adolf gun），戰後由挪威陸軍接管，現在則開放作為博物館，並與當地社區團體合作，可預約參觀導覽，達到紀念歷史和戰爭教育的意義。曾逸仁指出，「軍事遺產的保存，很注重體驗和敘事，才有辦法和民眾溝通，凸顯其價值。」

冷戰時期金門作為臺灣和中國對峙的戰略據點，整座島嶼遍布軍事建設，至今金門國家公園內仍留有大量軍事防禦系統，近年也朝戰役遺址和文物的活化再利用發展。曾逸仁建議，「首要之務是掌握軍事遺產的特色和價值，除了常見的凍結式保存外，更好的做法是引入新的機能設計，融入當代生活，才能被大眾認識，產生教育意義，而軍事遺產的活化利用也要與社區合作，才得以長久續存。」